简介：本文从书籍的形态与装具、书帙的材质样貌、帙与卷的关系等方面对书帙进行考察。简牍时代至纸时代早期的书籍一般为卷轴，书栀与书帙是其装具。书栀的材质为木，适合收装简书。书帙的材质为织物，适合收装帛书，後来也收装卷轴形态之纸书。约自东晋起，有关“帙”的记载明显增多。从时间上看，此与简牍之废、纸书盛行以及聚书风气的兴起是一致的。其时，竹帙广泛使用，以“帙与卷”来记录数量成为书籍目录的通例。“帙”是“卷”的上一级计量单位，但其容卷数不定，且有异书合帙的现象。南朝以後，书籍目录不再以“帙”为计量单位，但书帙仍是卷轴形态之纸书的重要装具。

简介：蒙文通＂以治诸子之法治史＂,用哲学方法求史料的思想意义;＂观史如观澜＂,审历史大势以求通变;＂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强调历史整体性关联,也注重断代史、专门史与通史的深入互动;从＂制度与文化＂的因革来探索历史的变化之迹,以期对社会经济领域诸多新现象进行重构解释;比较中外历史的差异,以认识中国历史的特性。蒙文通综合运用上述治史方法,以求历史研究探源明变,融会贯通。

简介：分派庶吉士学习清书,是清代特有的政治制度之一。其起自顺治,迄于道光,发展过程本身反映了满语在清代政府行政过程中的应用情况和朝廷内部的满汉关系。清书庶吉士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便利满汉之间的交流。初选时,对人员的年龄、体貌有一定的要求。其数量随着朝代更迭发生变化,由于汉语的普遍使用,每科人数由最初的数十员减少至四五员,皇帝对其考查也日益松懈。乾隆之后,清书庶吉士的实际效用日益减少。清书庶吉士与汉书庶吉士在馆选、教习、考试、散馆上均有不同,但出仕后升迁状况并无明显区别。学习满语的汉族庶吉士的满文水平不一,优者足可召对,亦能翻译书籍;劣者往往因此被黜,遂对此政策有所怨言。

简介：麂子：知汝今年已十岁，有知识，读古人书，当晓其道理。如人之邪正，事之可否，皆须问先生，略识大意。至于事亲当孝，事君当忠，事长当顺，处友当信，接人待物当诚敬有礼，此不待问而知也。雇子、麝子尚少，当步步友爱教之。先生必尊敬事之，不可一毫疏慢．言动起居皆须以礼。不可一刻造次。闻小儿辈谈俚语鄙事，则正色待之。

简介：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评价的那样：“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问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的坚定信念、高尚品德、深厚修养，他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都与他勤奋好学，“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读书是密不可分的。周恩来与书同行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读书经验。

简介：杨凝式（八三七年-九五四年），字景度，五代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居洛阳，官至太子少师，后人又称“杨少师”。长于诗歌，擅书笔札，相传他“遇山水胜概，辄流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马宗霍《书林纪事》卷二）.

简介：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最大成果，是创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并给予理论阐述，即他的《方志立三书议》。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

简介：《旧唐书》传世各本之中，嗣雅堂钞本是一部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早期文本。该本大致抄成於明代中后期，所据底本则源出南宋绍兴初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较之明清两代通行刊本，钞本更为忠实地保存了《旧唐书》的原始文本面貌，可与唐宋时期诸多同源文献记载相印证，从而为《旧唐书》的校理提供新的版本依据。

简介：我与曾彦修可算是两代人，彼此有距离。他在上海编书时，我认识他，他可能不记得我。1978年，他是大百科总社的领导成员。我是大百科上海分社非领导成员，接触很少，只是一起开过几次会。他是杂文大家，我是杂文不成家。他指导我写杂文，大概有两次，一次在杭州，另一次在北京。可是，他到人民出版社以后的1984年，我到人民出版社办别的事，因而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了曾老。当时他命我坐下来看他写给胡乔木的将近三万字的申辩书，还谦虚地叫我给他提意见。

简介：苏联为了在中国开展革命工作、协调与中国的关系,于1924年5月31日与中国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和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这样,在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期间,外蒙古充当了苏联向中国内地输出革命的＂走廊＂。但很快中国大革命失败,中苏关系走向全面恶化。与此同时,苏联国内政治状况发生变化,斯大林模式开始形成,而日本称霸东北亚的对外侵略扩张计划也粉墨登场。在上述三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苏联开始形成了维护自身安全的战略缓冲政策,并最终完全得以实现。苏联该政策的实行完全是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对中国危害极大,不仅使中国又丧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还扶植外蒙古建立了独立国家,使中国又多了一个潜在的地缘对手。

简介：遗民是一个时代与政权更替相伴而生的群体。金元都是北方民族统治王朝，金元之际的金遗民处于两个北方民族政权交替之际，而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与其他时代具有不同的特性，北方民族政权治下的汉人士大夫和各北方民族士大夫逐渐统一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下，该时期的遗民具有不同于其他时期的个性，不再束缚于“华夷之防”的藩篱之内，彻底打破以“种族”区别政权的界限，以更加务实的“有道则见”的观点看待异族王朝，金治下的各行政区域内遗民表现不尽相同，具有师承、父子等关系的人选择也迥然各异，此即为文章研究的主线。在此基础上，对比前人对突出人物，如元好问、郝经、耶律楚材等人的研究，尝试得出新见解。

简介：学界认为《魏书·昭成子孙传》已经亡佚,今人所见乃是后人依据《北史》所补。事实上今本《魏书·昭成子孙传》并非是后人以《北史·魏诸宗室传》补成,相反《北史·魏诸宗室传》的相关记载是由《魏书·昭成子孙传》删略而成。今本《魏书·昭成子孙传》较之《北史》同传内容多出的＂溢出字句＂绝非以他书＂附益＂而成,而《北史》多出的内容则颇多讹误,当为李延寿据《魏书》所加。今本《魏书·昭成子孙传》也不是出于《高氏小史》、魏澹书或者《修文殿御览》等书,其书法也与《魏书》其他部分相同而与他书大异。《魏书》相关卷末的散佚情况,我们在宋人校语的基础上还必须作进一步的辨析。

简介：我国拥有上下五千年深远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舞蹈《东林书魂》中的东林指的是东林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有"天下言书院者,首东林"之赞誉。而东林学者代表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激励了众多学子,对促进我国传统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随着历史的演变,中华人民的民族魂逐渐根深蒂固,愈演愈烈,不仅在精神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更是让中国在潜移默化中拥有了不可撼动的民族凝聚力,也正是这些历史的瑰宝成为编导创作该作品的灵感来源。整个舞蹈从人入手,表现出书生忧国忧民的人文情怀,弘扬了古代文人自强不息、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

简介：本文以清代诗人吴雯的一件传世书法作品—《送徐道冲之粤东》为切入点，结合文献，考证其诗受赠者徐道冲的生平家世，收集散见于各种史籍中的徐氏记载，力图以还原一个距今300多年的湮没无闻的士人生平为标本，尝试进行艺术史研究和文献笺注学的关联考证。

简介：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国国家博物馆、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进行的'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研究合作项目'自2005年起连年实施,至2015年已历时十周年。双方合作期间,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果,并得到了国际考古学界的认可和赞誉。

简介：陶廷杰：刚直潇洒书忠信陶廷杰（1785-1856）,字子俊、涵之,号莲生,贵州都匀府（今都匀市）人。嘉庆十八年（1813年）拔贡,次年进士,入翰林院授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山西主考官、广东学使、湖广道监察御史、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等职。秉性刚直,敢于直言上谏,不避权贵,为官清廉。曾主讲贵山书院。

简介：在《春秋》学史上,元末《春秋》学家赵汸研治《春秋》的最大特点是以义例说经。他考论鲁史与《春秋》之别,明辨史＂例＂与经＂义＂之分,提出了系统的以＂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为核心的《春秋》书法义例说。其《春秋》义例学说,是在依据《左传》及杜预注、融通三传史法经义说、批判继承诸家义例书法说基础上的发明,不仅体系颇为严密完整,而且在方法论层面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秋》诠释学系统。赵汸的《春秋》义例学所体现出的会通经史、据传求经,由《左传》到《春秋》、由考证史法而辨析经义的治经理路,以及力纠唐宋以来舍传求经、虚辞说经、附会穿凿之弊端的经学理念,是其《春秋》义例学说的主要价值和贡献。

简介：对于中国传统礼制的演变,欧阳修在《新唐书·礼乐志》序中有一个著名的判断：“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认为三代的礼乐能够推行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而唐朝考订礼文甚备,贞观、开元之间的礼仪实践也很兴盛,却不能追踪三代,是因为“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所以说唐代的礼乐已成“虚名”.

简介：《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有倒书现象，自清代汪越以来，不少学者参与讨论，发表了不少意见。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倒书有特别的用意，一派认为没有。但多数学者仅是从传世文献入手，更多的是分析倒书文字的内容，或通过分析表的真伪来立论。所得结论，合理不合理的成分均有。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各地陆续出土了大批的秦汉简牍，有一些简牍上便写有倒书。因为《史记》有很大可能最早是写在竹筒上的，所以出土文献中的倒书就为解开《史记》中的倒书现象提供了新的材料，可以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在此之前已有学者利用出士简牍对倒书问题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旨在发现更多的证据，提出新的可能，为问题的最终解决作出努力。

简介：从1644年至1911年，统治中国的清朝皇帝设法把内亚的大部分纳入其控制之下，并把中国的领土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文认为其庇护的政治技巧与它规范化的语言，及其所强调用礼物交换与礼貌表述，对解释内亚腹地以联盟形式融入帝国是一个有用的概念。通过重新解释礼物交换的义务，清朝不得不加强和巩固其人际关系网的持久性，使之转变为有明确界定的统治系统。在这个规范化的过程中，作为清廷管理外藩事务的理藩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在王朝的早期，它是负责收集和传播与内亚首领有关的各种庇护关系的信息。在17、18世纪，它努力标准化和简化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当清朝在外藩行使更直接的控制权时，即使是在王朝后期，理藩院及其庇护的规则和原则被修改后一直保留。本文为多民族大清帝国的寿命和凝聚力提供了一个解释。基于最近出版的满文和蒙古文档案资料以及礼物交换的诸多内涵，本研究揭示了大清皇帝自我观念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