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美学意味着一种感性的分配。康德的去功利的审美判断,以理解力与感受力之间等级关系的中立化确立了审美维度的核心,即以一种审美分离为前提的平等的'歧见',由此带来新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此乃'美学的政治'。存在两种试图取消审美的政治潜力的伦理模式:其一是以'习性'为基准的社会学批判,其二是以'崇高'为中心的绝对他者原则。'政治的美学'则表现为'民主'政治乃一种'仿佛'的操作,是任何人之共同权力的平等展演。柏拉图式的共识性的'仿佛'导致了以社会分化为前提的伦理秩序的循环,德里达式的异质性的'到来的民主'则排除了人民主体的歧见力量。总之,为了强调美学的政治和政治的美学,一种蕴含了知识的美学的思考方式和话语实践势在必行。
简介:基于大数据的知识表征不仅凸显知识的精神特质,而且凸显知识生产特质、实践特质和规范特质。多元的大数据主体使知识更加复杂,数据的主体多元性在客观上要求数据共享,而实现大数据共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数据的主体多元性使大数据仓库的客观性越来越复杂。关联的网状大数据彰显知识的客观性,基于大数据知识表征的客观性不仅来源于关联的大数据形态,而且来源于经验世界的大数据、主体与经验世界关联的数据、主体问数据的客观实在。强语境依赖的大数据彰显知识的相对性,基于大数据知识表征依赖大数据产生的时空语境,基于大数据知识应用具有应用空间的相对性。大数据知识的实践应用彰显知识的社会规范性,应遵循客观性、公有性和社会性及技术层面、组织层面的制度规范。基于大数据的知识表征不仅彰显大数据工具的个性特征,而且具有普遍知识的本质特征,是对人本主义和外在主义知识论的超越,是关联分析和因果分析的辩证统一,并具有实践意义。
简介:美德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充满争议的问题。苏格拉底提出的“美德就是知识”命题中的“知识”尽管也包含道德知识,但主要指的是理智知识,不仅如此,他的这一思想经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提升成了一般哲学层面上的观点,并且构成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特征。在区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康德区分了具有自然必然性的自然世界和具有自由必然性的道德世界,以及区分了研究自然世界的自然形而上学和研究道德世界的道德形而上学,据此,他在一般哲学的意义上把真与善区分开来,把求真(它以知识为目标)与求善(它以美德为目标)区分开来(它内在地包含了在伦理学的意义上把知识与美德区分开来),实现了在美德与知识问题上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康德的超越其实是休谟区分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它是对美德与知识关系的正确处理,但是,如果不像康德那样把伦理学仅仅看成形式主义的唯动机论的伦理学的话,那么,像康德那样把理智知识完全排除在道德特别是道德判断之外的做法也会对伦理学造成某种伤害。
简介:如何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西方发展经济学认为城市化代表着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史观既承认城乡分离的历史进步性,又认为城乡对立最终必然会走向城乡融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辩证地处理工农和城乡关系,在发展城市的同时,也使农村成为发展的主体。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实践并不是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也不是反现代性的农业社会主义,而是追寻另类的现代性,体现出以人为本而非以资为本的发展理念。这段历史实践对今天中国解决三农问题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邓小平对社会风气治理进行了长期的、有益的探索。回顾历史,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风气治理的经验:把党的作风建设放在关键位置;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风气治理的依靠力量;社会风气治理必须要从青少年教育抓起。他高度评价了当时社会风气治理的历史意义,认为这些经验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风气治理提供了借鉴。立足现实,邓小平积极探索改革开放环境下社会风气治理的新思路: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社会风气治理的物质基础;把改善社会风气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形成并确立党风、军风、民风、学风“四位一体”的社会风气治理总体布局;在社会风气治理中把法制和教育这两个手段结合起来;大胆借鉴其他国家社会风气治理的好经验、好做法。展望未来,邓小平对社会风气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望,强调要充分认识到社会风气治理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改革和发展中不断推进社会风气治理的进程。邓小平对社会风气治理的探索对于推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