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CAD模型假定三种道德情绪(轻蔑、愤怒和厌恶)都是由对于特定道德领域(社会性道德、自主性道德和圣洁性道德)的违背而引发的。本研究认为这种道德情绪联结可以为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提供新的解读。为此,本研究通过两个研究验证了CAD模型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适应性,以此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研究1采用自编的174题道德事件量表,通过西方面孔表情图片测量情绪反应。结果显示,量表的有效性和CAD模型都只得到部分验证,这可能与用表情图片测量情绪产生的混淆有关。研究2采用修订的156题道德事件量表,通过亚洲面孔表情图片和文字测量情绪反应。结果表明,修订的量表适用于道德情绪联结的测量,在中国文化背景中,CAD模型同样成立,同时,用文字测量情绪的方式要优于用表情图片测量。

简介：按照主编杨宜音女士的设想,这一辑本来是想以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测量研究以及在文化的视角下重审测量中一些问题作为焦点来会集华人学者原创的论文,然而,这并不是非常不容易之事。历时几年,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获得了可喜的结果。这一辑的论文,至少可以引起我们对相关研究现状的反思与讨论。心理测量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系列数学模型与算法,它与文化如影相随,如胶似漆。心理测量不同于物理测量,物理测量多为直接测量,其对

简介：获得愉悦的游戏体验是网络游戏玩家最重要的游戏目的与动机之一。所谓网络游戏体验，是指网络游戏玩家和网络游戏诸要素在一定游戏情境下交互作用产生的认知和情绪反应。本文在网络游戏体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网络游戏体验的结构、类型及测量方法，概述了网络游戏体验的前因和后果变量。文章最后指出，完善网络游戏体验的测量方式、改进网络游戏体验的研究方法、澄清网络游戏体验与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拓展网络游戏体验的应用研究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简介：近年来,腐败心理与行为正在逐渐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前沿问题。文化视角的腐败心理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本文力图从腐败现象的概念、指标和测量工具的发展演变三个方面梳理文化与腐败的相关研究成果。腐败的定义繁多,一般理解为一种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由于腐败行为的隐蔽性,目前难以在研究中直接观测腐败行为,往往通过一些替代性指标来揭示腐败,比如腐败感知与腐败容忍度、腐败经验、腐败意向以及行为模拟等。在测量工具方面,自陈量表、情景测试等方法在不同腐败指标的测量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博弈范式和大数据方法可以为未来文化视角下的腐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测量手段。

简介：本研究采用质性分析和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以新疆地区的跨界民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大学生群体为对象,编制出符合我国特点的跨界民族国家认同问卷,对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现状进行调查并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跨界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内容包含文化认同和公民认同,且其更多关注公民认同内容。跨界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总体水平较高。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和公民认同差异不显著,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均显著高于公民认同。来自纯本民族居住地区和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的跨界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均显著低于来自与汉族杂居地区的跨界民族大学生。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越高,其与符号行为有关的活动越多;公民认同越高,其与功能行为有关的活动越多。

简介：在跨文化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跨文化心理测量都是研究文化与行为间关系的重要方法。文化有多种面相,包括:(1)文化地区内众人认同的心理特征;(2)被广泛认定为在文化地区内十分普遍的心理特征;(3)地区文化的历史、制度、自然与人为生态。这些文化变量间只有松散的联系。此外,研究者可以在个人和文化层次测量文化心理变量。文化内容的各种面相和在不同层次测量的文化变量经常发生互动,动态地影响行为。在本文中,我指出文化变量的多样性及其互动对跨文化心理测量在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

简介：本研究采用经典的人工语法范式，并引入迁移任务探讨在记忆和规则探索两种指导语条件下，被试所习得的究竟是规则还是组块？同时采用结构知识主观测量的方法，对内隐学习习得知识的无意识性进行测量。结果发现记忆指导语条件下的被试能成功区分合法串和非法串，即出现语法学习效应，但规则探索指导语条件下的被试并没有表现出语法或组块学习效应，结构知识的主观测量发现这种内隐学习的优势效应主要来自无意识结构知识的贡献：在迁移研究中发现附带学习组和有意学习组均在迁移任务上表现出语法学习效应，这表明在人工语法学习中所获得的语法规则是抽象的和可迁移的。

简介：今天,国际教育界已经形成共识: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criticalthinking)。审辩式思维是最值得期许的、最核心的教育成果。国际教育领域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怎样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审辩'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教育词汇之一。审辩式思维是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在教育中如果重视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可以使学习成为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而不再是一个记忆和复制的过程。审辩式思维能力不同于分析性推理(analyticreasoning)能力。审辩式思维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的指挥棒,我们需要开发审辩式思维能力测试,考查一个人能否理解做出不同决策所依赖的不同前提条件和假设,能否理解决策者对所做决策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审辩式思维不是'大批判思维',而是接受多种价值并存的可能性,在坚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时也包容别人的真理。审辩式思维植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如果说西方文化的突出优势表现在形式逻辑和分析性推理,那么,东方文化的突出优势则表现为非形式逻辑和审辩式思维。对东方文化中审辩式思维的再发现,意义不仅局限于中国创新性人才的培养,也不仅局限于中华文化的重建,而且可能拓宽人类的未来发展道路,增大人类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存活的可能性。

简介：早期关于正义动机的研究多以西方、受良好教育、工业化、富有、民主社会(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anddemocratic,WEIRD)的被试(特别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群体)为样本,并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作为文化区分的理论基础,发现西方人表达个人正义动机多从独立的自我参照视角出发,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美好世界;而中国人表达正义动机却从互依或他人参照视角出发,认为社会整体是一个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和谐世界。近年来,主流学者开始意识到这样的研究存在重大的取样偏差或自我偏差、情境偏差,其揭示的人类行为特征(WEIRD)也是奇怪的。本文利用元分析技术,对36个中国样本(N=8396)的个人世道正义观(自我参照)与一般世道正义观(他人参照)的相关系数和均值差进行效果值检验。结果发现,个人世道正义观与一般世道正义观之间存在强正相关(r=0.64,Fisher’sZ=0.75),平均数差异显著,但效果值很小(d=0.20);进一步的调节变量分析发现,只有在非学生样本、弱势情境下(如生活逆境),被试的个人世道正义观得分才显著低于一般世道正义观,即认为'自己委屈、他人应得'。总之,中国人的正义动机呈现低自我参照、高情境区分的特点,并非'独立'或'互依'就能简单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