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刑法教义学是刑法科学的核心部分。只有将“刑法的任务是维护法规范的效力”作为刑法教义学的基本互场，才能合理地解释刑法的有关规定，才能使刑法教义学的解释结论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一种规范论的刑法教义学，要重视解释者个人的先见，更要重视解释者群体的经验，要让解释结论符合实践理性的要求，使解释结论建互在不可辩驳的法律基础之上。

简介：刑法教义学的发展，是当代中国刑法知识转型的重要标志。理解当代中国刑法教义学，既要从法教义学的普遍立场和一般方法论出发，也要充分认识中国刑法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刑法教义学的引入不意味着学术主体性的丧失，应当区分法教义学知识与法教义学方法。要仔细甄别域外教义学知识与中国刑法语境的兼容性，积极引入没有语境障碍的教义学知识，并运用教义学的一般方法创造立足本土的新教义。中国刑法教义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加强体系性，同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体系封闭和僵化保持警惕。社科法学的研究不会对法教义学形成挑战，而是提供了资源和助力。法教义学有能力回应和解决疑难案件，在广泛吸收多学科知识并充分考虑利益、价值等因素的同时，仍然保持法律场域中法教义学论证的独特性。法典化国家的历史现实，决定了法教义学是法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但绝非法学研究的全部；法教义学应当充分尊重其他法学研究方法，虚心学习、共同繁荣。

简介：摘要：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审视，当前我国一部分刑法实证研究，存在如下问题：忽视法律规范因素对实证研究的设计和实证发现的先在影响及隐性塑造；对刑法教义学相关概念、原理缺乏准确把握，从而不能做出适当、合理的研究假设；不能根据研究对象和问题的特性，选择适当、合理的实证材料和方法；大多属于对既有刑法教义学原理的验证性研究，而缺乏对新原理的发现。要做好面向刑法教义学的实证研究，必须在掌握科学、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同时，具备相当的刑法教义学理论能力，乃至超越既有刑法教义学和实证研究的理论想象力。

简介：那些将法教义学和法的发展相提并论的人，他们明显对教义学从正面作了初步的理解。而且他们也认识到，他们相信法教义学影响了法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从积极的方面认真思考的结果了。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

简介：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判处死缓的同时根据其犯罪情况等决定的＂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能否落到实处,取决于死缓二年期满后能否＂依法减为无期徒刑＂。这意味着,不能脱离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0条第1款的规定来理解＂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对被判处终身监禁型死缓的罪犯而言,基于其在死缓期间确有重大立功表现,在二年期满以后,应当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这与终身监禁型死缓的结局取决于犯罪分子在死缓期间不同表现的立法本意相契合,有助于限制终身监禁的实际执行,尽量减少终身监禁制度的弊端。为适当拉开终身监禁型死缓与普通死缓、限制减刑型死缓在刑罚力度上的差距,可以考虑将被判处终身监禁型死缓的犯罪分子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后最低实际执行的期限设定为不能少于23年有期徒刑。对终身监禁制度的限制适用不应以曲解法律、背离该制度的设定初衷乃至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为代价。终身监禁的执行不受终身监禁执行期间犯罪分子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影响,对正在执行终身监禁的犯罪分子也不存在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可能性。

简介：风险增高理论虽然在客观归责论中饱受争议,但未抵触罪疑唯轻原则。罪疑唯轻原则适用的前提是事实不清,而风险增高理论只是构成要件规范判断的内容。风险增高既不属于风险创设阶层,也不属于事实归因范畴,而应定位于风险实现。在刑法教义学上,风险增高理论确实混淆了实害犯与危险犯,但这已属于制裁规范的判断领域;在行为规范层面,风险增高理论具有刑事政策学的价值,符合行为规范的功能定位,应予肯定。在方法论层面上,应确立起行为规范与制裁规范相区分的观念,并以此为线索,对犯罪论体系展开分析。

简介：风险刑法是从风险社会中引申出来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刑法话语体系，近年来活跃在我国刑法学界。对比风险社会的风险与风险刑法的风险，即可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险。风险社会的风险是后工业社会的技术风险，这种风险具有不可预知性与不可控制性，根本不可能进入刑法调整的范围。风险刑法理论将风险予以泛化，并且主要是以工业社会的事故型风险为原型展开其论述与论证，但这与风险社会的风险并无关联。风险刑法理论在刑法应对风险的讨论中，以过失犯、行为犯与不作为犯等互法方式为例证进行说明，以此作为风险刑法理论的主要内容。但风险刑法理论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且充分的论证，而是建互在主观臆想的基础之上。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风险刑法理论与其赫以凭籍的作为理论根据的风险社会理论之间难以无缝对接，使风险刑法理论根基不稳。风险刑法理论在对刑法例证的论证中，过于大而化之而没有细致推敲，结果导致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所有这些，都使得风险刑法理论只能获得一时之观点喧嚣，而难以取得长久之学术积淀。

简介：刑事政策指导刑事立法,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对刑法的修改有着内在的要求。以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为标准审视刑法的修改可以发现,实然的刑法修改虽总体遵循了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但刑法功能泛化的体现依然存在。基于刑事立法主义的立场,我们对于立法之得不应吝于赞美,对立法之失也不应耽于批判。基于刑事司法主义的立场,面对刑法修改之不足,法教义学对其中的一部分确实无能为力,然而对有些不足则可以灵活运用法教义学的解释功能对并不完美的刑法规范尽量做出符合正义理念的解释,弥补刑法修改之遗憾,从而指导司法审判。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是当前我国法学研究的两大路径。社科法学主要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法律,把法条看做是可批判的对象。法教义学则在信仰而非批判法条的前提下对法律展开研究。二者主要区别在于,社科法学属于立法论的思考,而法教义学属于司法论的思考。"立法论的思考是一个‘应当’与‘不应当’的问题,而司法论的思考是一个‘是’与‘不是’的问题。前者是对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评判,而后者则是以法律为逻辑起点的推理。"[1]对于法学研究而言,立法论的思考和司法论的

简介：快播案判决认定快播公司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突破了对“传播”行为的传统认识。在存在论上，快播公司对网络淫秽视频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但并不等同于传播淫秽视频，“使信息处于可传播的状态”不等同于“传播信息”。依法院判决，快播的主观罪责是“明知危害结果必然发生而放任”的心态，这已溢出间接故意的范围．成为直接故意，但犯罪论从客观到主观不应反向评价。追责快播是网络管理者为了维护网络秩序，囿于无法直接追责到广大网民的无奈之举。快播案判决凸显了我国网络服务商的网络管理义务分配不合理、义务边界不明，体现了作为程度的现实和作为是非的法律之间的紧张关系。

简介：民法教义学的目标在于,以科学方法有序和稳固地重构现行私法,尤其意味着：体系思维.在这个意义上,教义学可以定义为“一个语句的体系”,这些原理在概念一体系上贯穿现行法,进而将其归结为一些抽象的制度,以便引导法律的适用.法教义学可以稳定法律论证特定的概念、体系或其他被普遍认可的前提;它建立起一些有约束力的基本概念、表达模式和秩序观念一也就是关于法律论证的标准.

简介：在刑法教义学中,如何通过法律解释方法达成刑法的公正性与法益的安全性,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刑法的逻辑方法的正确运用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刑法逻辑方法包括形式逻辑方法和实体逻辑方法。在认定犯罪的时候,要进行形式逻辑判断和实体逻辑判断。形式逻辑的判断侧重于对法条的形式特征的界定,尤其是涉及对法条之间逻辑关系的确定。而实体逻辑的判断则偏向于对法条的实质内容的界定,尤其是对法条的内容进行价值考量。

简介：聚众哄抢财物行为通常成立聚众哄抢罪；哄抢使用中厂房的物资设备的，是聚众哄抢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想象竞合犯，以聚众哄抢罪定罪处罚；聚众是与哄抢并列的行为或者是哄抢行为的方式或状态，说明了聚众哄抢罪的必要共同犯罪特征；成立聚众哄抢罪未必要有首要分子组织、策划或纠集；聚众哄抢罪的对象是他人占有的动产或者不动产中可以分离的部分；哄抢的本质是公然抢夺或盗窃；不符合聚众哄抢罪的哄抢财物行为可认定为抢夺罪或盗窃罪；聚众哄抢罪与抢夺罪、盗窃罪的共犯有差异；哄抢人采取对人暴力或胁迫等方式，压制被害人反抗而哄抢财物的成立抢劫罪，聚众哄抢罪可以成立事后抢劫；聚众“打砸抢”是聚众实施某些寻衅滋事行为的特别规定；“致人伤残、死亡”应限制解释为聚众“打砸”人所致；“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是抢劫罪的法律拟制，首要分子以外的人成立寻衅滋事罪（或与敲诈勒索罪、聚众哄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的想象竞合犯）。

简介：法教义学不可替代的功能在于就法律实践进行的沟通，尤其是法教义学为法律系统内的沟通提供了“法言法语”。法教义学的方法有三个：法律渊源学说、法学方法论与体系化。而德国式法教义学的潜在弱点在于不恰当的体系化。不恰当的体系化会导致僵化、保守以及对其他学科知识和视角的忽视。但这种不恰当的体系化并非法教义学的必然结果。避免此弱点的途径是在处理疑难案件时的两步走：第一步是首先忘却体系、直面问题，就各种解决方案在法学与非法学上的论据进行充分辩论，并得出此案件的应然处理方案；第二步是回归体系，将上一步中得到的案件处理方案纳入到体系中，对其给出法律体系内部的名分。

简介：时下学界热议的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在增进我们对于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等基本问题之认识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们对于彼此的一些误解和成见。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提出并捍卫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法教义学是法学的核心。这并非有意过度提升法教义学的地位,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厘清法学各学科的内在脉络与基本性质。无论是从法教义学的性质、范围、功能及法学教育的理想来看,还是从社科法学在知识生产与应用上对于法教义学的依赖来分析,以上命题均是可以成立的。装＂和＂法（教义）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向＂这两种现象,还应看到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相互合作与相互促进的一面。

简介：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刑法教义学是国家对刑事政策目的的反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德国刑法教义学以Roxin为代表的功能论因提出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体系中而备受推崇，与之相对应的Welzel目的行为论并非忽略了刑事政策，其论证过程所基于的本体论更具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故应在本体论基础上发现能更好地保障人权的理性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

简介：虚假破产罪是《刑法修正案(六)》的新增罪名,本罪增设之后有力地规制了行为人借助假破产的方式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危害经济秩序的行为。随着公司、企业的经济活动愈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实践中虚假破产罪的认定难度相应提升,因而从法教义学视角正确解构虚假破产罪的构成要件成为立法和司法的重要命题。虚假破产罪的客体内涵、行为构造、主观内容、主体范围对本罪的定罪量刑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教义分析过程中应当重点解释以上四个方面,以便完善刑法理论,利于司法实践。

简介：直觉在司法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既包括不经推理而形成的即时性判断,也包括卡伊曼等人提出的启发式决策方式,是一种适应性意识。通过直觉,可以将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进行一定程度的对接,并形成兼容此二者的法律观。社科法教义学不仅是一种现象,也可以成为一个规范性命题,使判决在合法律性的框架内具有更高的合理性与可接受性。

简介：出于特殊交易结构与违约严重程度的考量,法律授权债权人可通过加速到期造成债务人丧失单方期限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针对分期付款的特殊交易结构,允许债权人在债务人未达到根本违约时即可实施加速到期。立法者应将该款的适用条件从未按期付款占比五分之一抬高至三分之一,并且,若买受人为消费者,则还要求出卖人另行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48条第2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93条第3句将加速到期的适用条件限定在债务人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形。前述规定授予债权人将履行期未届满变更为届满的一般形成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通过整体类推构造出基于预期违约的法定加速到期,授予债权人单方变更履行期的形成诉权。变更履行期形成权与履行请求权并行的法定加速到期可以维持法效果体系之稳定,并为法律实践的价值判断找到落脚点。加速到期的请求权数额因为债务人提前履行,原则上应予以扣减,仅在例外情况无须考虑扣减。

简介：行为共同说与犯罪共同说将共犯本质作为根本分歧。由于决定共犯成立范围,故共犯本质问题有必要再予讨论,且应起步于对共犯本质概念的首先明确,而共犯本质又应在犯罪本质之下获得界说。对应着犯罪本质是罪责性,共犯本质应是罪责共同性而非行为共同性。因在远离有责性即罪责性的“行为层次”上将行为共同视为共犯本质,故行为共同说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等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责任原则。在自称的诸多合理性及其对犯罪共同说的各种批判被破解之后,行为共同说在我国还是面临着实定法障碍和刑法基本原则特别是罪刑法定原则障碍。由于将共同犯罪视为“数人数罪”的“乌合之罪”,故行为共同说不是共同犯罪的建构理论而是瓦解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