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春秋繁露·玉杯》中存有一段董仲舒讨论人性的文字,其中的“善善恶恶”并非指“善、善恶、恶”“扬善隐恶”或“善恶”等,而是指一种赞扬道德正确和厌恶道德错误的人性能力。其涵义之所以遭误解,原因在于诸多学者未联系上下文对此段文字展开细读及疏解,而仅依据各种前见对其进行割裂式的诠释,故使其真切的涵义未能彰显。在多种误解背后,实质上隐涵着将这段文字所展现的人性论点与《深察名号》和《实性》中的人性思想视作互不兼容的理论倾向,进而间接肯定了董仲舒人性论思想的不融贯性。究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之处,反而具有高度融洽性及互补性,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的人性论是一个具有融贯性及统一性的理论建构。
简介:“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这一人性论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因着宋明理学的影响之深之大,它的真实内容和意义却被长期遮蔽。以超越善恶的动静论人性,既克服了孟子以降内省或内原式的道德成长路径的虚玄,而转向内得真实确定的礼乐而建立起德性成长的客观之途;也从起点上摆脱了《荀子》人性之恶带来的理论逻辑困境,使人在礼乐的陶治和对天理的追求中,德性成长成为可能。这一人性论也为在“清静澄明”中知识与德性的成长,相得益彰,分任殊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就跳出了宋明及至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中“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纠缠,将知识从后世一直被德性的捆绑与束缚中解放自由出来。
简介:明清以来的"麒麟"、"恶那西约",以及"支列胡"、"知拉夫"、"支而拉夫"、"及拉夫"、"吉拉夫"、"直猎狐"、"奇拉甫"、"吉拉斐"、"知儿拉夫"等音译名,以及"高脚鹿"、"长颈怪马"、"鹿豹"、"长颈高胫兽"、"刚角兽"、"豹驼"、"长颈鹿"等意译名之间的竞逐,从永乐十二年(1414)孟加拉国贡麒麟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持续了大约六百年。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的实践,动物译名同样包含着中国人对异域文化的丰富想象,而无论是异化式音译还是归化式意译所创造的新词,一定是包含着关于两种文化不同变化的思想,包含着译者对中西两种文化资源的引述、挪用和占有。本文尝试讨论明清时期不同的翻译群体,是如何通过长颈鹿这一动物不同译名,来寻找能更为充分地传达这一动物的特点和秉性的不同译法。这一艰难的译名命名过程,记录了自然史中长颈鹿这一动物是如何跨越东西不同的社会地理的边界,进入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的概念世界,所形成的不同文化群体的不同选择,反映出译名究竟是采用音译还是意译,都是对西方动物知识在中国本土化历程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