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问题的源起由于分属于不同的文明圈,传统中国和葡萄牙属于异质的法律文明。然而,“大航海时代”以后,尤其是1553年之后,这两种来自于不同文明的异质法律文化之间开始产生了接触。由此,两种法律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葡萄牙法律文化是西方法律文化的代表,中葡法律文化的差异实际上也是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差异一旦发生接触,碰撞和冲突便接踵而至,而这正是不同的法律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碰撞与冲突之中,不同的法律文化得以认识到各自的优势和不足,进而实现法律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中西这两种异质的法律文化在澳门地区经历了从交往到冲突、再从冲突到消解、又由消解最终走向融合的一个客观过程。澳门法律正是在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碰撞与融合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简介:[目的]分析澳门高等院校全体护理本科生生死态度的现况。[方法]结合质性、量性研究方法,采用《生命态度量表》及深度访谈法对209名护理本科生的生死态度进行调查。[结果]量性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对象生死态度的积极程度高于台湾常模(P〈0.001)。质性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对象人生理想不明确;能为自己的人生作抉择,并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存在感主要来源于与他人尤其是家人的关系;有强烈而自然的爱与关怀的意愿,认为照护死亡是护士的重要职责,但作为护士,爱与关怀的能力尚不足;困难重重的生命经历;对死亡的感情包括好奇、恐惧、悲伤、遗憾和接受。[结论]澳门护理本科生的生死态度相对于台湾常模比较积极,但仍存在提升空间。量性或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更有助于对研究对象生死态度的全面呈现。
简介:为比较和分析政治信任两种测量方式的含义,对2010年澳门居民的实证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基于文献,作者提出了政治信任的两种测量方式:直接测量是较为抽象地理解居民对政治系统的一种信念和态度,间接测量是对政治系统行为等更为具体的评价。研究发现,直接测量结果显示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度较高;间接测量则显示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偏向否定。说明澳门居民当前虽然对政治系统还抱有较为正面的认可态度,但从具体行为的评价上来说并不乐观,澳门特区政府应保持警醒,并注意取得民众对基层的信任、政策的信任和官员的信任。研究也证实,政治信任的直接测量更倾向于社会化模型的解释,而间接测量则更倾向于政府绩效的解释,即政治信任的不同测量方式对解释其影响因素是有显著不同的,以后的实证研究应注意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