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新刑诉法修改的一个最突出亮点，就是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继宪法法律条文规定之后，我国部门法第一次对人权保障的明文规定，直接体现了宪法精神，彰显出人权保障理念在立法层面的巨大进步。

简介：

简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建立，被誉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亮点”之一。但由于立法者在立法思想上的相对保守以及立法能力和立法技术上的明显不足，新刑诉法确立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证人出庭的范围、强制证人出庭的手段以及证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等基本制度面，都遗留下了一定的缺憾和问题。由于我国司法现实的复杂性，这些制度上的缺陷可能在实践中产生制度空转甚至制度反转效应，使得促使证人出庭的立法目的落空。

简介：新刑诉法在证据、辩护、强制措施、侦查、审判及执行程序等制度方面的完善，也给检察机关惩治职务犯罪工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面对新刑诉法给贿赂犯罪侦查工作带来的新变化，以及一线侦查工作中所遇到的新问题，要实现贿赂犯罪侦查模式转型升级，侦查机关必须找准着力点，综合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简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侦查监督工作的理念和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侦监部门应当抓住机遇,直面挑战,正确理解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相关内容,提高审查逮捕案件质量,进一步强化和规范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简介：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诸多变革之中维持了搜查程序的原有制度形态，这种不“变”的格局与西方国家搜查程序的法治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保障性、精密化、司法化的不足，凸显着我国现行搜查程序的制度缺陷。而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之规定又稍显保守。因此，未来我国搜查程序的改革，除进一步坚持法治化路径外，还需要引入利益权衡方法，使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救济功能落到实处。

简介：侦查讯问是法定的重要的侦查措施和取证手段。从现代诉讼理念来说，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具有相同的价值。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在讯问过程中的具体规定，进一步彰显了保障人权的理念，这对习惯于传统讯问方式的公安机关侦查讯问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挑战寻找实施有效的对策是当前必须深入探索的问题。

简介：新刑诉法强化了检察权，为检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挑战。重打击、轻保护与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检察执法理念明显滞后于新刑诉法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水平，检察机关当前收集、审查、运用证据的能力也不符合证据制度的新要求，公诉优先思维引发了公诉角色对救济角色的挤压，诉讼监督权强化则可能影响公检法关系的协调。为应对刑诉法修改带来的挑战，检察机关应当坚持两个并重，转变和更新执法理念；祛除口供依赖症，加强证据合法性审查；履行客观义务，平衡公诉与救济职能；正确运用诉讼监督权，协调公检法关系。

简介：摘要新刑诉法的实施给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严峻的现实挑战，也带来了职务犯罪侦辩格局的变化。对反贪侦查工作影响最大的是律师会见权，律师辩护权强化将给反贪侦查实践带来影响和挑战，因此重新审视职务犯罪侦辩格局，探讨反贪工作如何应对的策略和建议，是当前急需解决的课题。

简介：2013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正式实施。此次修改是对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又一次完善，人权保障原则是本次修改的一项重要原则。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的关键制度，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于证据制度的完善也充分贯彻了人权保障原则。本次修改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简介：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建立了争议案件关键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通过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难、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和原因,考察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范变革,对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文本规范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对检察机关在公诉实践中贯彻落实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出建议。

简介：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律师介入提前、犯罪嫌疑人的变相“沉默权”等规定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监视居住制度是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探讨如何灵活应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的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能为职务犯罪侦查提供新的手段和思路。

简介：刑事羁押中未成年人基本权利保障的实现关乎他们能否处于公正的诉讼环境之下，同时也是其能够重返社会的必要保证。此次新刑诉法的修订，加强了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护的力度，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押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保障仍有待改善。当前，司法机关应当通过规范涉案信息的披露形式、教育资源的获取渠道和诉讼权利的救济途径来强化对在押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保障，确保未成年人在诉讼中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简介：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条件，通常情况下适用逮捕措施，不但要求符合法定的社会危险性要件，还要求采取取保候审仍不足以防止发生该社会危险性。在径行逮捕的条件中，只要法定量刑档次中含有“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即已符合应当逮捕的条件，而对“曾经故意犯罪”的人过失犯罪的，即使可能判处徒刑，如果可以适用缓刑，也非绝对应当逮捕。

简介：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增加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部分证据可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提供了法律基础。但该条规定相对原则简单．有必要结合两高司法解释对该条文作出进一步诠释与解读：在主体上应将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收集的证据与行政机关等同，纪检机关收集证据需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移送证据需提供合法性说明：对”等证据材料”的范围界定应包括当事人无异议及符合法定条件的言词证据，但最高检规则囊括鉴定意见的做法值得商榷。在具体程序方面，应完善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对非法取得的行政证据也应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予以排除。

简介：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第一章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并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了专章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保护和犯罪预防的法律体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据此修改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并正在研究修改《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溉贯彻落实好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新规定，对于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检察环节青少年犯罪预防，具有重要意义。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检察环节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简介：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条件，通常情况下适用逮捕措施，不但要求符合法定的社会危险性要件，还要求采取取保候审仍不足以防止发生该社会危险性。在径行逮捕的条件中，只要法定量刑档次中含有“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即已符合应当逮捕的条件，而对“曾经故意犯罪”的人过失犯罪的，即使可能判处徒刑，如果可以适用缓刑，也非绝对应当逮捕。

简介：新刑诉法以专章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但该制度适用范围只限于轻微刑事案件。本文从刑事和解制度的现有规定、立法本旨、社会价值等方面入手，分析刑事和解制度适用于重罪刑事案件的利弊，从司法实务的角度，给予建设性的评价和建议。

简介：新刑诉法以专章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但该制度仅适用范围只限于轻微刑事案件。本文从刑事和解制度的现有规定、立法本旨、社会价值等方面入手，分析刑事和解是制度适用于重罪刑事案件的利弊，从司法实务的角度，给予建设性的评价和建议。。

简介：目次一、修改后刑诉法给审查逮捕工作带来的变化(一)适当削弱审查逮捕工作的诉讼监督属性,增强其司法属性(二)适当分离逮捕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程序(三)适当赋予侦查监督部门调查取证权二、由审查逮捕工作的新变化所引发的冲突(一)强化审查逮捕司法属性与当前"检察一体化"改革进程的冲突(二)逮捕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程序适当分离后在适用证明标准上与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冲突(三)赋予侦查监督部门调查取证权与权力缺乏制约的冲突三、应对冲突的措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