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智谋在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知觉压力与抑郁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2月—2021年8月银川市3所三级甲等医院的311名脑卒中住院患者的主要照顾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智谋量表、中文版知觉压力量表、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调查。采用SPSS 25.0统计学软件与PROCESS分析三者间的关系,探讨智谋在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知觉压力与抑郁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本研究发放问卷311份,回收问卷311份,有效问卷308份。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的知觉压力得分为(24.98±6.38)分,智谋得分为(83.98±12.85)分,抑郁得分为(44.35±8.40)分。智谋与知觉压力、抑郁得分均呈负相关(r=-0.313、-0.317,P均<0.01),知觉压力与抑郁呈正相关(r=0.425,P<0.01)。Bootstrap法进一步验证了智谋在知觉压力与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4.95%。结论智谋是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知觉压力与抑郁间的中介变量,智谋在知觉压力与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简介:三项实验通过部件识别法探讨了知觉经验对字形知觉整体性的影响。实验一要求三组不同发展水平的被试命名单独呈现的部件字,结果证实了本实验所用的各组部件字之间的识别难度均等和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字识别技能明显不如小学六年级和大学学生。实验二使大学生在三种字度和两种字频条件下,分别进行单、双部件的命名,主要得到非字中的部件命名反应时快于假字,后者又快于真字的“字劣效应”以及在真、假字组中的“左>右”或“上>下”的“部位效应”,但未发现字频对部件命名的效应。实验三比较了三组不同年级被试的部件命名作业,发现小六和小三学生在真、假字中的部件命名反应时无明显差异,而大学生较明显,说明前者受字形整体知觉的影响比后者小。这些结果支持了字形知觉整体性随字的知觉经验增长而加强的假设,并在一个基于联结主义框架的字词识别模型中得到了较好解释。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知觉压力对疲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缓解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疲劳提供理论支持。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2月-2021年8月于银川市3所三甲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311名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采用一般资料问卷、知觉压力量表、智谋量表、社会评定量表及疲劳量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11份,回收有效问卷308份,有效回收率为99.04%。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的知觉压力、疲劳、智谋及社会支持总分依次为(24.98±6.36)、(5.31±2.86)、(83.98±12.85)、(39.76±6.21)分。知觉压力与智谋、社会支持呈负相关(r=-0.313、-0.274;P<0.01),与疲劳呈正相关(r=0.261,P<0.01);疲劳与智谋、社会支持呈负相关(r=-0.305、-0.268;P<0.01);智谋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r=0.210,P<0.01)。中介检验结果表明,知觉压力对疲劳的直接效应成立,智谋、社会支持在知觉压力与疲劳间各自的中介效应以及智谋-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效应成立,其中介效应量分别为26.92%、15.38%、3.85%。结论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的智谋与社会支持在知觉压力和疲劳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成立,未来可通过提高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的智谋水平以及提供社会支持缓解其身心压力。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乳腺肿瘤生存者压力知觉、家庭复原力与个体心理健康状态的相关性分析。方法选取2019年4月至2020年4月期间烟台市烟台山医院收治的114例乳腺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利用自制调查问卷对患者一般资料进行收集,采用压力知觉量表、家庭复原力问卷、医院焦虑抑郁量表调查乳腺肿瘤生存者压力知觉、家庭复原力及个体心理健康状态现状,并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乳腺肿瘤生存者现状调查结果显示,乳腺肿瘤生存者压力知觉总分为(37.65±3.86)分,乳腺肿瘤生存者家庭复原力总分为(70.74±6.89)分,乳腺肿瘤生存者焦虑维度平均分为(13.26±1.52)分,抑郁维度平均分为(13.03±1.46)分;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压力知觉总分与个体心理健康状态呈显著正相关性(P<0.05);家庭复原力总分与个体心理健康状态呈显著负相关性(P<0.05)。结论乳腺肿瘤生存者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压力知觉及负性情绪,且家庭复原力有待提高,临床需充分把握压力知觉、家庭复原力及心理健康之间关系,从心身医学整体护理角度分析患者的身心健康,实施专业化心理指导及家庭服务措施,帮助乳腺肿瘤生存者调节压力知觉,提升其家庭复原力,从而改善其心理健康状态。
简介:中美两国关系的好坏不仅事关亚太地区的稳定,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但是为什么两国关系在发展30多年后依然充满起伏和波折?这里面固然有国家性质、国内政治、国家利益取舍的因素。但对作为决定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决策者和民众来讲,他们总受—定的文化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标准的支配。—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它所特有的象征、理想和情感方式一只要是活的东西,就必然对该民族成员的认知方式、思维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不同文化模式塑造下的决策者和民众对“他者”的认知程度一方面可能会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提高,另一方面也会因一种文化价值理念的长期僵化和高度“内在化”(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文化的驱动下),而对“他者”的行为产生类似慕尼黑综合症式的错误知觉。这种因文化“内在化”而形成的固有知觉倾向在中美关系中表现的非常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