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观察配偶参与在男性不育症治疗中的意义。方法84例少弱精子症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43例)和对照组(41例)。两组患者均给予相同药物治疗,在这同时,治疗组患者配偶被要求来所监测排卵并接受性生活指导及心理支持治疗。治疗前后观察指标包括精子密度、前向运动精子(a+b)、患者配偶妊娠率。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精子密度、前向运动精子指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两组治疗后精子密度、前向运动精子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6个月治疗后,治疗组患者配偶妊娠率为39.53%,对照组患者配偶妊娠率为24.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配偶参与同步诊疗可以改善受孕条件,把握受孕时机,对于缩短男性不育症诊疗时程、提高治愈率有重要意义。
简介:摘要目的掌握精神分裂症患者配偶的心理状况与其人格之间的联系,为有心理问题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配偶进行心理干预提供依据和帮助。方法随机选取了我院病房内符合研究条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配偶经知情同意书告知后愿意参加研究的共63例研究对象,采用成人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症状自评量表(SCL-90)等工具对于他们进行调查。然后将SCL-90测定结果与常模进行比较并与EPQ测定结果进行相关性研究。结果精神分裂症患者配偶在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因子与全国常模相比具有差异;其配偶存在的心理问题与其人格特征有一定相关性。结论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配偶在抑郁﹑焦虑﹑恐怖等和人际敏感及主观的躯体不适感的因子中,都存在一定心理问题。在EPQ人格各维度与SCL-90各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配偶常存在长期抑郁和焦虑的情绪又使其产生一定的自身压力,在应激事件的刺激下会有恐怖和紧张出现,且易受暗示,从而产生主观的躯体不适感,同时又因存在人际敏感反作用加重了他们躯体化不适和抑郁、焦虑、恐怖等负性情绪的表达。抑郁情绪,易冲动又难以平静所以对各种心理社会性刺激事件常表现出过于强烈的心身反应。同时他们掩饰性高,由于过分的掩饰使他们出现出现与内心体验相反的外部情感表达,这又使他们在自身情绪宣泄通道受阻,自身心理调节功能受损,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们在不善于表达和疏泄自己负性情绪更显情绪不稳定。
简介:目的:探讨在梅毒孕妇的配偶人群中应用流行病学治疗的合理性、接受性及初步效果。方法:依托《深圳市预防与控制梅毒母婴传播项目》,在梅毒孕妇人群中开展配偶通知,以配偶人群为研究对象,予流行病学治疗措施,收集配偶人群的临床和实验室等资料。结果:本研究纳入688名梅毒孕妇,通过患者通知方式通知到并就诊的配偶共556人,其中,接受流行病学治疗者共196人(35.25%),拒绝治疗者共360人(64.75%)。接受治疗者中,血清TRUST试验呈阴性者177人,呈阳性者11人,拒绝检测者8人;拒绝治疗者中血清TRUST试验呈阴性者199人,呈阳性者159人,拒绝检测者2人。结论:虽然流行病学治疗的可接受性尚不理想,但是,在梅毒孕妇的配偶人群应用流行病学治疗有较好的适用性和非常高的必要性;建议通过加强临床咨询服务,在梅毒孕妇的配偶人群中推广应用流行病学治疗措施。
简介:渔权是海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主要表现形式。世界各国对海洋权益的争夺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因海洋渔业利益的冲突而对渔场、捕鱼权的争夺。这种冲突和争夺始终伴随并促进着国际海洋法的发展,从而导致了一些重要的海洋法概念的形成和确立。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确立,使得公海的渔权成为海权争端的热点、焦点问题。中国在一些敏感海域的渔权、海权不断受到一些国家的侵扰和蚕食。在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争议区域,渔业因其特有的灵活性、广布性、群众性对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应该放到所涉及的国际关系大局中考虑。此外,全球海洋生物资源已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渔业也是国家拓展外交、参与国际资源配置与管理、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领域。我国应当重视渔权的争取与维护,并通过加强渔业的实际存在和确立渔业在一些海域的主导地位,达到宣示主权和行使主权的效果。
简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国际上唯一的“地球宪法”,其生效实施使约1/3面积的世界海洋依法划归沿海国专属或者管辖,在海洋的利用和管理上赋予沿海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沿海国在行使这种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时候,可以依法行使紧追权、登临权,还可以采取检查、扣押、扣留、逮捕的措施,这些权力和措施非常类似于平常所说的警察权。在海洋上,这些权力和措施属于什么性质,应由哪些主体来行使,中国的现状如何,国际上的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都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警察的概念入手,提出实质意义上的警察和形式意义上的警察(实证法上的警察)的分类,探讨警察权与海洋警察权的涵义,并分述每一种海洋警察的职责、任务以及各机关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