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问题的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目标。地方政府作为中央的政策执行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者,其治理能力的强弱。在微观层面上影响公民的日常生活,在宏观层面上则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地方治理能力的强弱涉及两个面向,其一是“地方性复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面临的治理问题经纬万端,地方性事务日益增多,民众与地方有效治理的关联性愈来愈强,大量的公共服务公共福利最终要依靠地方政府实施,地方的决策权和执行权增大。“地方性复活”由此出现,分权化改革成为必然圆。
简介:以ZZIC电子政务创新为案例研究对象,从政府创新的角度探讨了电子政务对政府问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科层制和碎片化行政的体制情境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电子政务的解耦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和对话机制改进政府问责。借助于解耦机制,地方政府可将外部问责嵌套于上级问责之中,兼顾"对上负责"和"对外负责";借助于信息披露机制,地方政府可通过增强政务运行的透明度来增强问责主体的参与程度,将公众诉求转化为问责压力;借助于对话机制,地方政府可通过提升政务运行的回应性来保持问责活动的频度,提升问责事项的解决效率。研究发现回应了以往学者对"电子政务能否改进政府问责"的争论,提出借助信息与通讯技术来形成更具整体性的嵌入式问责体系,深化了对电子政务作用机制的理解并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启示。
简介:尽管绩效评估在我国各级政府中逐渐成为日常性管理制度,但无论实践界还是理论界都还在利用西方20多年前的旧知识来解决新问题。通过客观德尔菲法对Web-of-Science数据库中2003-2014年间的317篇政府绩效评估文献进行"硬聚类",发现国外近十年政府绩效评估的新规律在于:努力对政府的具体部门进行"体检"式绩效评估,诊断每项具体工作的实际绩效状况;利用"体检结果"促进政府问责进程;对政府绩效"病症"寻找"致病"诱因,试图将高绩效政府当作带动整个社会发展的"政策杠杆"来推动国家走出发展低迷;在大数据时代中将信息当作提升政府绩效的"非物质文化"因素,同时认为信息本身就意味着绩效。
简介:责任是任何治理过程的基础。公共问责制是现代民主治理的标志,也是民主治理的必要条件。从本质上说,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政府公共权力运行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目标是公平、公正、公开地提供公共服务以达成公共目标和维护公共利益。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既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也是公共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困境主要是指在分权、放权和多中心治理格局中实施有效的公共问责的两难。摆脱公共问责困境的具体对策在于:加强公共问责法治化建设,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完善公共问责制度化建设,实现用制度管权;重塑责任伦理,弥补公共问责的制度缺陷;强化信息公开,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不断扩大公民参与,实施民主问责。
简介:对危机事件进行解释和问责是政府转移社会压力的有效策略。借助于对65份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的内容分析,本文检验了当代中国政府事故归因和行政问责的逻辑。研究表明,中国政府采用"归因外部化"和"集体问责"政策执行主体的策略来应对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社会压力。两种策略共同塑造了社会公众对特大事故的认知框架、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转移了特大事故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压力。但是持续采用"归因外部化"和"集体问责"策略导致安全生产管理的正向激励作用受到削弱。中央政府必须通过"再平衡"策略减小问责可能引发内部的政治分歧和冲突。这种问责结构的内在张力削弱了行政问责的效能,难以促使地方政府改进安全管理和监督效能,降低事故发生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