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南海地区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发严重,确保海上安全已经成为南海沿岸国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本文从相关国际法对于海上安全的解读、南海沿岸国及域外相关国家的海洋政策路径、沿岸国与使用国合作的新方向三个方面阐述了构建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重要性。文章分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其他法律和准法律的工具在打击海盗与海上恐怖活动、保障航行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及其存在的局限性。除了国际法发挥的作用,沿岸国以及域外利益攸关国家如何就加强海上安全合作选择的政策路径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沿海国和使用国越来越意识到它们在确保海洋资源和海上通道得到持续有效利用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存在显著分歧。尽管如此,我们还应该看到地区国家近年来在打击海盗和海上恐怖活动方面保持了良好的合作态势。为了实现海上安全合作,需要有关国家努力凝聚共识,提高互信,打消海上合作将会影响主权权利的担忧。此外,南海声索国可以通过国际海事组织和东盟等国际组织加强区域合作,深化相互理解,最终为海上安全合作做好铺垫。
简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关系下行趋势渐显。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体系结构压力、对外战略、国内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角度提出了诸多解释。然而,现实中中美关系日趋下行的原因却更为复杂。近年来频频发酵的钓鱼岛危机、南海争端以及朝核危机等第三方因素逐渐凸显,对中美关系的破坏作用不容忽视。为弥补既有解释的不足,作者将尝试从第三方视角构建一个替代性的逆社会化理论框架。这一理论认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可以通过冲突化、污名化与互信退化三个微观机制诱发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案例研究表明:日本挑起的钓鱼岛争端不仅诱发了中美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冲突,而且加剧了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竞争。菲律宾则借黄岩岛危机,在国际上大肆丑化中国形象,其发起的南海仲裁案使得中美两国相互认知日趋负面。朝鲜近年来频繁进行核试验,更是加剧了中美两国在制裁朝鲜、部署“萨德”系统等问题上的战略互疑。对于第三方的逆社会化效应,中美双方均应高度警惕、精心管控。
简介:随着军事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太空军事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太空军事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导弹和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和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较量.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而且相互交错,构成了未来发生“太空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斗争就已开始,特别是在60年代中期,美苏展开了旨在“确保相互摧毁”的以洲际核弹道导弹为中心的军备竞赛.为了应对进攻性洲际弹道核导弹的发展,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从冷战时期-直延续下来,直至2017年“萨德”入韩在相关大国间引起激烈争端.1957年苏联发射第-颗人造卫星后,美苏迅速开始研制和发射军事卫星,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斗争也随之开始.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军事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这场战争被称为“最初的太空战争”.太空是在新科技革命强力驱动下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安全战略新空间、新领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关乎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太空军事战略课题.
简介: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亚太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双方已然意识到原有的同盟框架难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为此,美日通过制订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化美日同盟,加强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合作。然而,美日安全合作同时也面临着质疑与否定,在美日两国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美日同盟的争论。未来美日安全合作将如何发展,不仅取决于日本的安全感知,更取决于美国在国内国际新形势下将会采取的战略。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以贯之的对日负面认知,使得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于特朗普的对日政策不抱期待。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并不会撤走驻日美军,更不会让美日同盟解体,同时,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并不反对自由贸易,其反对的是无法贯彻其意志的自由贸易。因此,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中,其特有的个性和自信,将会使未来美国的对日政策打上"特式"烙印,这为美日关系的发展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美日同盟可能面临新的危机。
简介:国家安全是政治学研究的学科热点之一,而社稷安全是国家传统安全观研究中的一环。从学理上看,社稷安全曾历经多次威胁,包括王权统治的制度性威胁“谋大逆”与“谋反”,内部威胁“寇贼”与外部威胁“外敌”等多重问题。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稷安全观,也具有双重性、内向性和多元平衡性的特点。第一是强调文化与武力的同等重要。传统社稷安全观对文化安全观非常重视。从内外两个方面上看,一方面在家国同构的基础上大力维护儒家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是以文明传播的形式构建在地缘政治中的身份认同,从而确立整体的和谐共处前景。第二是强调政治管理的作用,即在国家安全因素中凸显内因高于外因的特点。决定国力的根本在于内部的稳定,而王朝的职责在于维持经济生产的有序和政治管理的清明。基于这一条件,传统社稷安全观呈现出很强的内向性和保守性,同时对外部武力进犯非常敏感。第三是追求以“分封制”为核心的异质文明间非暴力统一的共处关系。在一个文明圈内有共同的政治偶像——孔子,共同的政治标准——“儒家”和共同的政治理想——“和”。
简介:长期以来,外国渔船在印尼海域非法捕鱼一直是困扰印尼的重大问题。2014年上台的佐科政府采取强硬政策加以应对,且在非法捕鱼问题上进行安全化操作,将其从一般的公共议题升级为紧急性的安全议题。佐科总统、军队及海洋事务和渔业部等部门构成"言语—行为"集团,通过言辞表达构建出"存在性威胁",即非法捕鱼在传统安全领域威胁印尼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则是一种跨国犯罪,并在与民众互动中形成了相应的规范。印尼政府安全化非法捕鱼问题的动力包括增强防御能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保障渔民生存权,夯实执政根基等。而作为佐科政府的施政重点,妥当解决非法捕鱼问题,避免引起政治外交纠纷,则须进行相应的"去安全化",通过外交与国际合作的方式解决。
简介:中国安全外交的界定具有内涵与外延不断演进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应对国内安全问题时所承受的外交压力,并因此而采取的因应新安全观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政策措施。中国安全外交体现了中国综合运用外交手段应对和解决国内外安全问题的新思维,超越了将安全问题与外交手段简单结合的传统思维,满足了当前形势下各国处理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新要求。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下对国际和国内安全治理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国家安全、传统安全和联盟安全,增强了对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认识。中国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安全外交具有一致性特征,反映出中国试图促进更为包容、更加有效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消除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对地区安全形势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安全外交也处于快速演进过程中,效果已经逐渐显现出来。随着中国提出并逐渐充实和完善亚洲新安全观,中国安全外交也将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简介:“人的安全”概念强调普通人的安全和福利以及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幸福。它已成为新的研究和政策议程的组成部分。人的安全从出现开始,就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讨论,但政府很少使用该术语。就政策领域而言,中国式“人的安全”路径的一个特点就是接受或发展了人的安全的思维并付诸实践,或是殊途同归,但不使用“人的安全”这一特定术语。然而人的安全的本质却反映在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中,并且随着国内政策思想而转变为“以人为本”。人的安全已经嵌入中国的安全思维中。作为理解、解释以及更好地分析安全的新视角,引入“人的安全”和“以人为本”是对研究和政策议程的一个积极发展。在中国语境中,尽管“以人为本”的原则并非人的安全最完美的对应物,但它至少表明,当处理国内外与安全相关的事务时,个人安全比过去更加重要了。比起接受“人的安全”这个术语本身,中国更愿意将人民的安全(和幸福)作为政策导向。“以人为本”和人的安全是互相联系和本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