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冷战结束后,北约在不断扩大的同时,多次提出“战略新概念”,追求地域扩张和功能深化,寻求在两个维度上实现发展与转型。自2002年布拉格峰会上首次将合作保障网络空间安全列入北约政治议程以来,网络空间安全已经成为北约功能拓展的一个主要方向。网络安全战略基于北约对网络攻击破坏力和网络空间公共性的考虑,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政策网络,然而由于各国对未来形势判断不一,这一战略尚未完全定型。理解和分析北约网络安全战略需要理清虚与实、公与私、攻与防、近与远四组关系——它们分别涉及北约确立网络安全战略的原因、战略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战略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的总体特点,贯穿了北约网络战略发展的始终。作为北约核心成员,美国在北约打造网络战略的整个过程中将扮演关键角色。正因如此,网络安全作为美国与欧洲共同关注的前沿问题,也将为掌握美欧关系动态打开一扇窗口。及时了解北约这一战略及发展方向,对于中国认识北约、理解跨大西洋(美欧)关系、制定本国网络战略和维护网络安全都应有所启示。
简介:任何文化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中,文化安全在时间驱动下发生变化,时间因素对文化安全产生何种影响,它是否会侵蚀、威胁文化安全,文章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了递进的分析。首先,时间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对文化安全产生了显性的影响。时间结构和时间维度的变革,为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和后果:文化的商品化和碎片化;人文主义衰微,文化的自主性受到威胁;时间问题带来了价值秩序的重构,短期性和即刻满足受到偏爱;文化失去批判能力,成为娱乐。其次,时间自身及其围绕它的变化对文化安全产生了的隐性但却是根本性的影响。在多变且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主体对时间的感知和与之的关系都是疏离的,这种脱位意味着文化被从其扎根的环境中抽取出来,文化根基被削弱、文化空间减少,从而使文化失去发展自身的权利和能力,高度的变化性和不确定性过度磨损文化的再生产能力。最后,关于文化的能动性问题,即是否存在着文化对时间的反作用力。其结论是,文化是时间背后的“沉默的规范力量”。这样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应对文化安全议题的自觉性,从文化之中寻求文化安全问题的解决办法。透过时间的视角,可以看到一定的文化的稳定性是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文化安全议题尤显重要。
简介:中国重燃雄心,决意沿着丝绸之路的不同分支大力发展贸易,这就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传统及非传统安全挑战,中国政府誓言用崭新的安全观应对这些挑战。然而,这些观念无助于促进中国的安全利益。在解决不同安全利益的矛盾方面,中国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对繁荣的追求与安全的维护、经济雄心的必然结果是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平崛起与两岸统一和收复失地、外交政策指导思想面临困境。中欧之间的安全合作前景不容乐观。中国安全思维所面临的困境或矛盾,使欧洲面临三大不确定性:太平洋的紧张局势将如何发展?中国将如何捍卫其在新丝绸之路上的利益?太平洋的紧张局势将如何影响中国在欧亚非交汇处的行动?这些不确定性也给欧洲新增了两大战略选择:一是继续与中国在丝绸之路上合作与较量;二是把充满巨大挑战的欧亚非交汇处以及欧洲的近邻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并接受美国邀请,加入其重返太平洋地区的行动。虽然中国欲与丝绸之路另一端的欧盟建立有意义的合作,以便最终实现责任分担,但前路必将困难重重。
简介:安全是当今中国的两件大事之一。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要维护好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从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到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召开,安全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刚刚过去的2014年。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我们要从国际环境和安全形势的复杂性、曲折性、尖锐性和不确定性中发现"不会改变的"大方向和大趋势,要增强处理纷繁复杂国际事务的能力,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要使对外工作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有赖于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精准分析,离不开安全理论和方法的坚实支撑。
简介: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