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改革开放以来反垄断法的发展可以被划分为市场孕育期、市场建立期和市场完善期三个阶段。其中，“国家—市场”尺度的变化均是反垄断法生成的主导力量。不同阶段的反垄断法实施的焦点有所不同，而其主要的瓶颈在于制度缺失、执行乏力和体系失调。结合伯克利观察法对法律类型的划分，在“自治—回应”型法理念的构设下，《反垄断法》的实施可以有一个理性的预期。

简介：中世纪的行会制度被社会发展进程所否定，而现代行业协会却在二十世纪得以复兴，并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行业协会的存在对于现代国家而言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它也同时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行业协会的固有风险就彻底否定行业协会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针对行业协会的制度建设，“否则，它就会僵化、固步自封而衰退为可怜的行会制度”（黑格尔语）。

简介：<正>一、让你的律师找我的律师几年前,刊登在《纽约人》的一幅漫画的内容是一位两腿交叉坐在沙发上的年轻女士正在答复一位跪在她面前、似乎刚刚提出求婚请求的追求者。她的答复是:“很动人。让你的律师找我的律师”。它形象地传达出一种令人不快的感觉,即世界已被法律化了——我们的现实世界已经受到派生出的、不能创造利润的法律体制的贯穿、浸染、控制和某种遏制。这种不快及其产生的反弹作用,通过《纽约人》漫画的夸张讽刺手法、通过对法律爆炸、过度诉讼以及责任危机的关切和通过对鲜为人知的“世界的官僚化”、“社会领域的法律化”和“现实世界的殖民化”的焦虑等多种渠道表现出来。

简介：<正>一个时期以来,西方个别大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了兴趣。他们在一年一度的《人权报告》的中国部分,以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测的方式,俨然一副“国际人权法官”的面孔,把中国政府给予犯人的人道主义待遇的事例,说成是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例证。他们不顾事实真像,信口雌黄地指责中国存在着所谓“广泛的……对人权的践踏”,诬蔑中国境内“滥施逮捕”、“虐待罪犯”,等等。

简介：2009年,中国的经济立法与经济执法不无亮点：《食品安全法》颁布、《反垄断法》配套规定的出台、反垄断执法部门职责分工明确，等等。但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有的法治乱象亦不断发生：国家投资经营法律规范尚未完善，投资不受程序法治约束；国有资本在一些领域过度膨胀，抢占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行政垄断依然问题重重，阻碍了公平、自由的竞争秩序。

简介：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作为比较法学界翘楚,其所著的《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一书从政权组织形式入手,对不同权力组织下的法律程序进行比较,建构起了一个综合分析政治体系和法律程序的模型。其中,纯粹的能动型国家催生政策实施型的法律程序,而纠纷解决型的法律程序容易符合回应型国家。我们可以注意到,纠纷解决型法律程序和政策实施型法律程序混合的存在于各国的法律体系中,并且由于每个国家的政治类型不同,这些司法模型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了改造。

简介：为充分贯彻国家“2011计划”所要求的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建设宗旨，提升“高层次创新人才聚集和培养的能力”，加快科研成果向教育教学的转化，促进交叉和新兴学科的发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复合型人才的联合培养。

简介：TRIPS作为由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被动接受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了发达国家的秩序主张，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正义要求和利益关切，从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负面社会后果。发展中国家一直没有停止过改变TRIPS的努力：首先推动在人权、公共健康、生物多样性等国际体制中制订与TRIPS相左的知识产权规范，然后试图在WID体制内通过对TRIPS的解释和修订消除TRIPS与其它国际体制知识产权规范之间的冲突。这是一条从体制转换到体制协调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之路，关乎WTO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因而势必遭到TRIPS既有秩序的受益者——发达国家的抵制，使其充满着艰难、曲折。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做好因应准备。

简介：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应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含义，以此为指导，则需从以下四方面着手：树立宪法与法律的权威；重视法律的控权作用，以权力约束权力；保护公民的权利、保障人权，提高其法治意识与参与意识：注重程序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简介：《清帝退位诏书》对于共和政府的诞生具有重大的法理意义，它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起构成民国建国的基本宪法文件。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不只是一场暴力革命，还具有“光荣革命”的性质，在大清王朝和中华民国之间存在一种历史连续性。中华民国的成立是南北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的积极意义非常明显：它结束了南北对抗状态，有利于政权的和平过渡；《清帝退位诏书》中有关“五族共和”的宣示客观上发挥了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有利于民国政府抵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活动。但妥协性意味着革命的“不彻底性”，民初时期的宪政争衡表明，中国的“光荣革命”引致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后遗症，中国最终不得已走上更为激烈的革命道路。

简介：本文从考察建国以来我国制定的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规定的享有宪法职权职责的组织机构的法律特性出发，提出应当使用“宪法机构”的概念来代替“国家机构”的概念表述宪法文本规定的享有完法职权职责的组织机构的组织特征和法律特性更能突出宪法机构自身的地位与作用。与此同时，使用“宪法机构”概念可以强化宪法机构自身的宪法意识，提高宪法机构依据宪法规定履行自身宪法职责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此外，使用“宪法机构”概念也可以有效地区分宪法文本所规定的国家机构、国家机关与非宪法文本所产生的国家机构、国家机关之间的法律性质，建立起对宪法机构活动的有效的违宪审查机制，防止保证宪法实施责任机制的无限扩大和泛化。最后，使用“宪法机构”概念可以更好地接纳宪法文本中所确立的非国家机构性质的“宪法机构”，建立起更加科学和全面地分析宪法文本所规定的宪法机构性质的理论框架和体系。

简介：法律解释是法律人基本的职业活动，然而，传统的法律解释学建立在民法学的知识体系之上，其学术想象力主要来自市民社会的私人伦理。面对行政国时代行政活动对私人生活的“政治性席卷”，行政法规范解释是否也应呈现出不同的路径，体现出不同的理论抱负与追求？对这一问题，美国当代著名公法学家孙斯坦做出了非常深入的思考。

简介：外国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成为沿海国的重大关切。美国将沿海国领海以外的海域和上空统称为“国际水域”和“国际空域”，认为在他国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属于航行自由与飞越自由和其他国际合法用途，沿海国无权干涉。这种观点并无国际法根据。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禁止外国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但系统规定了进行这种军事活动所应遵循的诸多规范，如和平利用海洋、禁止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禁止滥用权利、适当顾及、“剩余权利规则”等。为了保障本国海防安全，中国应根据这些规范和一般国际法，借鉴一些沿海国的防空识别区制度、海事识别制度、事先同意等制度，通过立法和执法举措规制外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

简介：新监察制度是在反贪腐工作法治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法治化不等同于法制化,而且法治具有多义性,确定的法治化的内涵不同,制度设计的具体内容也会有所不同。新监察体制在整个国家侦查权体系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监察至上,二是监察、检察和警察之＂三察鼎立＂。笔者认为,新监察权应当采行三察鼎立模式,在保障监察权之权威、高效地行使的同时,体现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基本精神。为此,应当慎重设置留置权和调查权,使现代法治精神和原则能够在新监察制度的设计中得到体现。

简介：文章介绍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和研究伦理学。作者指出,西方学术界在讨论学术规范时并不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研究作严格区分,而且,除了研究中的不端行为(伪造、篡改、剽窃)之外,还非常关注研究中的利益冲突和涉及以人类为对象的研究中对人类被试的保护。

简介：＂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企业的同一笔所得被重复征税、未能在东道国享受本应该享受的税收待遇或税收优惠,存在受到税收歧视或者不公平待遇等多种税收风险,以及在投资过程中与当地税务机关发生的税务争议如何解决等问题。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时,要注意了解投资东道国与我国签订的税收协定的内容,主动利用利息、股息、特许权使用费等协定优惠安排,降低企业涉税风险和成本。在与投资东道国发生税务争议时,要注意向我国税务主管当局申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寻求救济,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简介：本文认为，我国法律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立法解释不断发生变化，表明了这一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和外延的不易究尽性，且现行的立法解释也犯了逻辑和语义上的错误。本文还对腐败犯罪构成的特征及分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现行刑法第９３条进行修改的建议：以“国家公职人员”。

简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质上是监督权的重新配置，监察机关和监察权得以在此过程中产生。此次修宪为之作了颇多的宪法设计，尤其是对监察机关作为国家机构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进行了规定。据此规定，监察机关与权力机关是“产生、负责和监督”的关系，与司法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与行政机关则为“不受干涉，且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上下级监察机关间则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间关系的运行需以宪法为遵循，同时，对宪法上监察机关和监察权定位和性质的考察，也需通过上述国家机关间关系的讨论来展开，并需注重机构设置与权力运行的实际轨迹。

简介：解放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疆一直存在着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根源于＂双泛＂思想的＂东突＂始终在新疆上空阴魂不散,因而导致了从解放至今连绵不断的分裂国家犯罪活动。从解放初＂东突＂分裂分子猖狂实施暴力分裂国家犯罪活动至20世纪70年代暴力分裂国家活动逐渐沉寂,再到20世纪80年代沉渣泛起,90年代至今＂三股势力＂频繁实施分裂国家犯罪活动。此中固然有其深刻的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各种因素。目前,有效打击＂三股势力＂图谋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应从多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简介：一、引言我国律师刑事辩护风险，是指律师从事刑事辩护业务，所可能遇到的因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而被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采取人身强制、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危险。实践表明，由于刑事辩护风险的存在，已经导致我国律师界“谈刑色变”，刑事辩护率极低。目前就整体而言，我国刑事辩护率还不到30％，而在有的省份，这个比率只有10％左右。由此可见，刑事辩护风险问题困扰着我国律师界，其严重程度已经影响到辩护制度的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