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解释》主要规定了3方面内容：擅自设置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的表现形式，包括使用“伪基站”、设置“黑广播”以及其他情形；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予以明确；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犯罪所涉及的宽严相济、犯罪竞合、单位犯罪、数量计算等问题。

简介：近些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发达，某些刑事案件由于媒体的报道迅速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从而形成舆论影响司法审判的印象。然而，无论是通过社会舆论表现出来的“民情”还是“民愤”，都是法官在量刑过程中应当考虑的民意。文章通过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从法理和司法实践的角度阐明了民意作为量刑依据的正当性，提出这种民意应当是普通民众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前提下根据朴素的正义观念、善恶标准和道德情感对被告人应当如何接受刑事惩罚所形成的意见。文章提出，合理的民意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特征：为“公益”而非“私益”；为“公意”而非“众意”；为“常情”而非“矫情”。

简介：<正>一、问题的提出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是指"检察官为了发现真实情况,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而应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进行活动"。也就是说,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既要注意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事实和法律,又要注意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事实和法律,要不偏不倚。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最早确立于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其后广泛地传播于各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然而即便是在德国,"这种‘客观义务’到底包括哪些内涵也不是十分清楚",这便为日后的学术争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简介：摘要：罚金刑作为我国刑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罚金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适用率也较低。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刑法在罚金刑的具体规定上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另一方面，与罚金刑的适用不合理也有很大关系。在罚金刑适用不合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刑法理论中寻求解决方案。在刑法理论中，量刑情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对量刑情节的研究多集中在具体量刑规则和刑事司法制度中，而对于刑罚目的的研究却比较少。因此，本文从罚金刑量刑情节研究入手，分析了罚金刑量刑情节与刑罚目的之间存在的关系，并针对我国目前罚金刑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建议。

简介：摘要：罚金刑作为我国刑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罚金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适用率也较低。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刑法在罚金刑的具体规定上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另一方面，与罚金刑的适用不合理也有很大关系。在罚金刑适用不合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刑法理论中寻求解决方案。在刑法理论中，量刑情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对量刑情节的研究多集中在具体量刑规则和刑事司法制度中，而对于刑罚目的的研究却比较少。因此，本文从罚金刑量刑情节研究入手，分析了罚金刑量刑情节与刑罚目的之间存在的关系，并针对我国目前罚金刑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建议。

简介：量刑规范化改革是规范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均衡，提高执法公信力和权威的重要保证，是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完善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公正廉洁执法的重要举措。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量刑实践中，不断完善有别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标准，同步推进量刑的实体性与程序性规范，借助于现有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及创新举措，构建起符合我国刑事审判特点的未成年人犯罪规范化量刑模式。

简介：有学者提出在裁量刑罚时禁止双重评价的主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属于基本罪状内容的情节,在量刑时不得重复考虑;二是对于属于加重、减轻罪状内容的结果,在选择了相应的加重或者减轻的法定刑后,量刑时不得重复考虑。本文以《刑法修正案（七）》中的情节加重犯及情节减轻犯为考察范本,在禁止双重评价的原则指导下,提出了基准刑与调整基准刑升降幅度刑的界定法,对新修订的条文如何区分哪些是确定加重或减轻法定刑（基准刑）的情节,如何区分调节法定刑（基准刑）升降幅度的情节,进行了初步探讨。

简介：自二十世纪末期以来,有关量刑建议权的权力属性、法理基础、价值基础等理论问题一直是学术争论的焦点。目前,理论界的肯定态度已呈压倒性的优势,量刑建议的实务亦从尝试阶段进入比较正规的统筹运行阶段。本文从实务研究的角度,结合沈阳市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运用情况,对量刑建议制度的操作规则提出设想。

简介：贪污贿赂犯罪中挪用公款罪向贪污罪转化,在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等可转化的犯罪中,一审法院对贺甲所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量刑均在法定刑幅度内

简介：只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认识到包庇、纵容的对象可能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或可能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就属认识到其包庇、纵容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违法犯罪活动。文强收受下属以节日、生日名义所送财物,是＂受贿＂而非＂礼尚往来＂的关键在于与其职务相关联;是否将周晓亚收受的那部分财物计入文强受贿数额,不仅要考虑周晓亚收受财物是否利用了文强的职务便利,也要考虑文强是否有共同收受财物的故意。＂灰色收入＂尚难计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文强不能说清＂巨额财产来源＂的原因带有多重性。对文强判处死刑是基于其犯罪数额和受贿情节、受贿行为给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后果等综合因素这样一个刑罚原则来考量的。

简介：　　四、检察机关行使量刑请求权应协调的关系　　检察机关行使求刑权,如果检察机关指控犯罪时不积极行使求刑权,而检察机关行使的求刑权

简介：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定罪与量刑适用于同一证明标准，而国外的做法又有所不同，多为多元化的证明标准。应在我国建立以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为主要划分依据的多元化量刑证明标准。

简介：

简介：自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随着司法改革热潮的涌动、人权保障呼声的高涨、程序公正认识的深入，追求公正与效率的诸多革新措施推陈出新，刑事审判活动不断走向文明与科学。但是，在我国的庭审程序中，量刑程序在我国却是理论界殊少关注、实务界极易忽视的盲点，量刑不具有典型的程序化特征，从而造成了刑事量刑证据价值不能充分有效运用，对当事人的某些权利保护来说极为不利。因此对于刑事量刑证据在量刑程序中的运用进行研究显得尤为迫切重要。在此从刑事诉讼模式的角度对刑事量刑证据作出初探。

简介：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在形式上将＂定罪＂与＂量刑＂分离,同时力求在程序上以量刑建议制约法院的量刑决定。但从2010年量刑程序改革至今,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行使乏力,无法实现其根本的诉权制约功能。对于当前量刑程序及量刑建议本身暴露的问题,可以从程序性制约的角度分析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应有诉讼价值及其对于检察监督之于量刑权的程序价值,从而构建起以量刑建议权为主导的量刑程序对法官量刑过程形成程序性制约的机制。

简介：量刑反制定罪论高举实质正义的大旗，强调量刑对定罪的反作用。然而认为该理论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批评比比皆是，目前学界主要存在滥用司法权、突破构成要件限制以及违反传统的罪刑关系这三个批评意见。抽象意义上的滥用司法权以及违反传统以罪定刑的观念无法形成有力的批评，但量刑反制定罪不能突破构成要件的限制，在此前提下的量刑对于定罪的反作用正是该理论的合理性所在，这种解释论意义上的量刑反制定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简介：量刑与定罪有着不同的司法功能，在量刑阶段。寻求设计与之相适应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证据规则等制度内容，是我国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化司法改革大背景下，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增加“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基本要求、扩宽当事人参与法庭调查与辩论范围、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等内容，可以得出，在量刑阶段建立相对独立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制度，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行性。

简介：　　一、如何正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　　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三个罪名,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简介：我国的刑事立法是否应当根据＂亲亲相隐＂思想将亲属排除在窝藏、包庇犯罪的主体范围之外,或者将亲属间的窝藏、包庇行为规定为法定的从宽处罚事由,理论上存在不同的争议。通过对2001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1日相关裁判文书的对比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对亲属间窝藏、包庇犯罪普遍持宽容态度。虽然107份亲属间窝藏、包庇犯罪的裁判文书的判决结果较为一致地体现了宽容态度,但其裁判理由却相对模糊,且存在着＂出于亲情而为犯罪,故应当酌情从轻处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争议,同案异判现象严重。刑法对此规定的缺失易造成司法乱象,有必要通过法律解释明确对亲属间窝藏、包庇犯罪的从宽态度,辅之以程序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及公报案例等方面的指导,以期对审判实践中该类案件的处理提供更明确、更具可操作性的指导思路。

简介：【裁判要旨】共犯是与单独犯相对应的概念。共同犯罪不一定要有相同的犯罪故意．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在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之间，具有同样性质并且相互重合的情形也能成立共同犯罪。对于此类共同犯罪，因各被告人的犯罪故意不同。应当根据相应的犯罪构成确定具体的罪名，行为人应该只就自己实施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责任。在共同犯罪中．根据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应当根据各共犯的行为及其结果和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确定相应的刑事责任，确保罪责刑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