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
简介: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是从两方面做出的:他既主张自由本身就是消极自由,又主张作为政治价值的自由只能是消极的。这两个主张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却缺乏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消极自由的继承者们同时接受了这两种观点,并进而认为消极的政治自由发源于消极的自由本身,由此得出了自由没有内在价值的结论。罗纳德·德沃金对自由问题的处理典型地体现了对伯林自由观念的这种解读,本文通过对德沃金论证的考察,指出政治领域中各项基本自由权利必须以追求理想人生的积极自由为前提才能得到理解,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不截然对立,反而相互补充、共为一体。两种自由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为我们重新理解伯林的自由观念提供了新的线索,而对伯林文本的进一步考察和澄清则佐证了我们重构伯林自由观念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