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基因犯罪是伴随着基因技术而产生，因基因技术不当研发、滥用所带来的以及侵犯基因资源、基因信息的严重危险、危害行为。基因犯罪往往关联着不可预知的基因风险，基因风险是系统性的、不可测量性的、人为建构性的、复杂性的新型风险；它正是“风险社会”中典型的风险型态。刑法须由法益保护的基点，转换到风险控制的维度，方能有效应对。

简介：曾经在30年前以《失控》一书精准预言"互联网+"时代降临的美国作家凯文·凯利在其新著《必然》中指出,在未来二三十年,科技的发展将给世界各地带来一些"必然的趋势",这种"必然"来自分享、互动、流动、认知四个不同的推动力。我们必须感到高度自豪和充分自信的是,在新一轮的"互联网+"浪潮中,中国即便没有傲

简介：在2011年1月14日召开的全市检察长工作会议上，中共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要求全市检察机关结合贯彻落实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全市“两会”和全市政法暨平安重庆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始终坚持以民生为导向推进检察工作。

简介：＂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要求突破＂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侦查、起诉活动围绕庭审展开,强调审判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过程中的核心地位.直接言词证据原则要求审判人员亲历庭审整个过程,充分给予控辩双方质证空间,帮助其高效快捷掌握案件的事实和争议焦点,其贯彻实施能有效推进司法制度改革的进程.通过完善法官全程参与庭审规则、证人出庭作证规则、庭审笔录制度、弱化审判委员会裁判职权四个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直接言词证据原则贯彻实施.

简介：既判力被称为“诉讼理论的终结点”。但是我国立法中尚未引入既判力的概念,审判实践中对既判力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导致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做法各不相同,这种状况有损法院判决的一致性,也损害了司法权威。审判实践中有关既判力规则的争议涉及:既判力是否仅限于当事人之间(即主观范围),是否仅限于判决主文(即客观范围)、时间范围何时起算、有哪些适用范围、预约事实是否属于既判力范畴。究其原因,既判力规则适用不统一的直接原因在于立法对此缺乏明确规定,浅层原因在于法官对规则的理解存在差异,深层原因源自学术研究中对既判力的探讨存在分歧。厘清学术分歧,选择符合现有立法精神、贴合审判实际的观点,有助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既判力规则,消除规则适用乱象。本文针对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达成对既判力规则的统一认识做了初步探讨:国内立法应明确既判力的概念,同时允许既判力在适当范围内的适当扩张,事实的预决效力不属于既判力规则内容;此外,针对如何在审判程序中运用既判力规则,从立案、审理、裁判三阶段分别提出了相应建议。

简介：宋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是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首次采用远程视频的方式实现证人“出庭”作证，并由二审裁定予以维持确认的代表性案例，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为类似案件启动证人远程视频作证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简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侵入'食品安全领域犯罪,使得该罪名的口袋效应进一步扩大,在'其他危险方法'的理解、刑法解释的方法以及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等方面均值得反思。'其他危险方法'在特性上应该具有及时性和直接性,程度上应该与放火、爆炸等具有相当程度的危害后果,具有难以控制性和恐怖性;在刑法解释边界上,需合理处理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关系;在司法层面应该坚守'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屏障'。河南'瘦肉精'案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不妥当,应该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犯。

简介：《物权法》第99条对共同共有的不动产和动产确立了新的分割原则,即在共有的基础并未丧失但有重大理由时,共有人可以请求分割共有物。这一原则在夫妻财产共有关系中的适用,可以借鉴德国夫妻财产共同制中的取消之诉制度。对第99条中"重大理由"的解释,可以借鉴德国《民法典》第1469条。

简介：<正>一、引言围绕合议庭负责制的问题,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已迈出了不小的步伐。可以说从整体上来看,合议庭负责制已日渐得到重视和落实。但现阶段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纸面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相背离的"司法二元化"现象,存在着"不合不议"、"合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担责任"等问题。本文拟以对合议庭内部成员进行实证考察和理论分析为视角,提出系列相关制度构建,以期对合议庭负责制在司法实践中的良性运行有所裨益。

简介：私募基金作为现代金融市场的重要分支之一，作为新型的投资渠道和理财方式，对我国金融业、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私募基金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模式，但我国私募基金仍处于萌芽阶段，在监管机制方面、信息披露规制方面、专门立法方面、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保护方面等存在欠缺和不足。

简介：近代国门渐开后,国人对于西方典章文物探求伊始即涉猎其狱制,这是一件多少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事。但其中缘故说来也颇简单。因为,诚如西人所说,狱制乃社会"文明"程度的镜子,彼时中国人既认西方为先进的典范,而狱制确系关乎社会哀痛的敏感处,则寻思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重整的志士仁人分心智万一于狱制,犹譬梁任公尚欲研究民法这类小课题,也系情理中事。本文欲就迄止本世纪初叶有关中国接触西方狱制的资料作一番爬梳,辨别其间的脉络,从此一事件上追溯近世中国走向世界的心路历程。

简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是检察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在于解决目前检察权运行中存在的行政色彩浓厚、审批流程过长、责任不明晰等弊端,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这项改革所涉及的一些核心问题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关于主任检察官,不应当将其角色仅定位于检察官精英化之前的一种过渡形态,而应当纳入检察官的法定职务序列,只不过在检察官精英化前后承担的职责有所区别;关于检察权内各项子权力的组织和责任形态,应当与批捕起诉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和诉讼监督权各项权力自身的运行规律相适应;关于主任检察官是否会出现放权之后的滥权,应当从严格选任主任检察官、构建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实行"零容忍"的惩戒制度入手防范和解决这一问题,而不能因为担心改革出现问题就放弃和否定改革。

简介：定位检委会与检察官的关系需要立足中国政治传统并兼顾法治基础薄弱的国情，尊重亲历性、直接性等司法规律、明确检委会与检察官各自的权力和责任。改革新环境下检委会与检察官的关系，应坚持检察一体原则作为理论指导，科学划分检察长、检委会与检察官之间的权限，规范办案审批、指挥、指令程序，明确不同主体的办案责任划分，以及加强检委会自身建设。

简介：民间艺术和以民间艺术为元素创作的作品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前者具有公共性，不为任何具体的群体和个人所有，后者有特定的作者，体现了创作者的个人艺术体验和创造，具有独创性，符合《著作权法》保护范畴。对这个问题的识别，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继承与发展、传承与创造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遗产的基础上发扬光大传统艺术，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走向世界。

简介：今年7月以来，重庆市开县检察院在“大下访”的基础上，积极推行“群众点名接访”机制，拓宽信访渠道，实现了接访“零距离”、案件“零积压”的工作目标。

简介：司法责任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石,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司法责任制改革成效逐渐显现:具备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框架搭建完成,司法责任制改革已全面推开;首批员额法官检察官选任工作已经完成,院庭长办案形成常态机制;依法独立行使公正审判权的体制基石不断夯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全面实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带头严格落实,意义重大。同时,司法责任制改革也存在一些问题,需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司法规律为准则进一步完善,尤其是要加强入额人员能力建设和待遇落实;进一步落实权责一致性的改革;尽快建立配套,构建适应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的审判管理监督机制;进一步促进有限的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确保案件得到高质量高效率审理。东莞法院改革实践探索的'新型独立合议庭',增进了优化配置审判资源,落实司法权责,大幅提升审判质效,大幅提高当庭宣判、调撤率,最有效实现重构司法亲历性和权责一致性。

简介：制作裁判文书是主审法官的事情，但相关其他人的意见不容忽视。当事人的思想，明确的诉讼请求及反驳辩论观点在裁判文书中应当有所反映；有诉讼代理人的案件，特别是代理律师的代理词或法律意见书，其内容应当体现在裁判文书之中；除主审人外，合议庭其它人员的不同意见也应有所反映；尽管没有署名，但对裁判结果有重大影响人的意见，比如审判委员会或各级领导的意见，可以适度写入裁判文书。民事判决书应当在“阳光”下制作，同时还要做到说理透彻、论证严谨，努力达到“情、理、法”的有机统一。

简介：1776年北关十三个邦宣布脱离英国王室自立以来，其所建立的邦联体制因主权分散、列强环伺而日渐濒于分崩离析，通过立宪塑造一个强有力的共和国成为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主题。在对这场决定美国国运的大讨论的往昔解读中，汉密尔顿的作用很少有论者提及。但若对美国宪法文本详加考察，其最具创造性、对整合联邦共和国起重要作用的“总统”部分几乎完全照搬汉密尔顿在6月18日提出的制宪方案。本文试图通过对麦迪逊《制宪会议记录》及其他美国制宪文本的解读，还原会议代表们所关切的根本问题与困局，考察汉密尔顿制宪方案中有关总统制的设计及其思路，梳理这一设想是如何通过费城会议逐步落实为堪称“共和君主”的总统的，并略析此一设计的局限与困境。

简介：<正>行政执法责任制是规范和监督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制度。为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号,以下简称《纲要》)有关规定,推动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有关工作提出以下意见。一、充分认识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重要意义

简介：【裁判摘要】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并且造成损害的，才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