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公共政策是政府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手段,政策评估则是对政策实施效果和相关利益群体权益诉求的一种反映,评估主体是整个评估过程的主导者。在我国众多的政策评估项目中,尽管公众的自我认知以及社会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在不断改变着整个评估主体结构,但政府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不同的评估主体在政治忠诚、身份认同、体制信任、资源享有方面有所不同,这种趋势不断塑造着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体制内隔离”现象。文章从制度认同的角度,通过对不同评估主体间的比较揭示这一“隔离”现象的原因及其影响,指出“隔离”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非政府政策评估主体的能力或积极性,它是政府组织结构和制度环境的产物,也是现行政策评估制度中“放管结合”悼论所导致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近年来政府制度改革的非预期结果。
简介:民事诉讼证据调查令制度对解决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因为客观原因无法通过自身获取相应证据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调查令制度实践时间不长,仍然存在调查令制度运行缺乏立法的支撑、调查令的权利属性不明确、没有区分调查令的申请主体与持令主体、调查令适用的主体范围不明确、调查令适用的证据种类没有明确、责罚体系缺失等问题。对此,可以从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调查令制度、对调查令的适用情形和适用阶段的具体规定、明确调查令的申领主体和被调查主体、调查令调查证据的类型、调查令审查签发程序和不予签发调查令的情形、调查令使用的具体程序要求、违反调查令制度的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完善,实现其价值目标。
简介:在过去十几年中,由于我国诉讼机制的制度设置,投资者长期难以克服集体行动困境,高昂的维权成本使其对证券民事诉讼望而却步.此次《证券法》的修订无疑为修正投资者诉讼机制提供了契机,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的模式,更是创新性地缓解了集体行动的困难.但是,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美国的经验教训,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代表人参与诉讼的模式可能存在激励不足、独立性不足和诉讼能力不足三大隐忧.如若不能解决,将严重影响我国投资者保护机构诉讼机制的最终效果.因此,参考萨拉蒙合作模式的新治理理论,我们的投资者保护机构需要与政府合作治理,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努力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志愿失灵的可能性,使政府集中于资金提供与信息监控、共享,而投保机构着力于以更强的内在行动力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不断促进投保机构诉讼的市场化运作,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民事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