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目前有关经营安全保障的探讨和规范，基本上是由私法学者采用私法规范模式进行的，其基本思路是在现行民事法律体系框架内，通过民法理论的运用，课以经营者法定义务。这种以私法为基础的规制方案在现代社会存在着诸多不足，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模式存在着理论上的矛盾。从某种角度而言，解决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怠于行使安全保障义务问题，一方面可以适用私法意思自治，通过契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来规范这种行为，男一方面，还需要政府管制的补充。只有“公法模式”和“私法模式”的互相融合，互相补充，才能有效应对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多元性。

简介：两岸经贸关系紧密、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两岸企业、自然人之间的经贸纠纷。由于两岸之间政治关系的特殊性，使得两岸之间经贸争议的解决也带有了一定的特殊性。“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为了专业、高效、公正解决两岸之间的经贸争议，海峡两岸仲裁中心成立之后即着手配套仲裁规则的制定。《海峡两岸仲裁中心仲裁规则》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借鉴了主要国内、国际仲裁机构最新的成果，其中“多份合同仲裁”、“合并仲裁”、“追加当事人”等条款都代表了国际仲裁领域高水平的仲裁规则，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需要完善之处。

简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法治环境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受制于整个国家的法治环境提升;上海法治环境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地方金融立法权限、金融监管权限、金融法律服务以及金融法律教育和研究等方面。解决这些困境应当基于我国的政治和法律体制,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主体是国家,上海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扮演积极的推动者角色。

简介：《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紧急救助中救助人无须承担民事责任容易滋生借机故意损害被救助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存在不合理之处.应由受助者证明救助者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致其损害超过必要限度从而对救助者进行一定的苛责.救助者因救助而遭受的损失在“必要损失”范围内得以救济,在损害赔偿上区分有无侵害人情形不同对待,若仍不足时由国家进行孙偿,辅以社会救助,以使救助者损害最大程度获得救济.

简介：<正>所谓"边缘学科",是指在两种以上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采取"跨学科的方法"(interdiSciplinaryapproach)发展起来的综合性科学门类。因为这种研究涉及到不能纳入既有的理论框架之内的新现象,于是有人把边缘学科理解为"科学发展的前沿部

简介：土地征收争议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批复争议及补偿标准争议是土地征收争议的焦点。由于目前法律规定不甚明确,土地征收批复争议如何救济存在很多争议,完善土地征收批复争议的救济机制,需要和《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完善同步进行。而对补偿标准争议,可以建立新型的裁决救济机制,即设立专门的全国及省级征地补偿裁决委员会,对省级裁决委员会的裁决不服的,可以向全国裁决委员会申请复核,复核的裁决具有终局性;但是,土地权利人如果选择了裁决,就不能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如果选择了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就不能再申请裁决。

简介：我国对失独家庭实施的＂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系基于人文关怀理念而建立的行政救助制度。对失独家庭的救助,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抚慰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我国的＂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中却仅规定政府有给付扶助金的义务。基于生存权、公民公法上的受益权内涵的拓展,以及我国于5月1日施行的《精神卫生法》规定政府负有促进公众心理健康的义务,在行政救助中建立完整的、普适性的心理援助体系已成为法学界亟需解决的问题。由于心理援助与法律援助具有相似性,故应借鉴运行成熟的法律援助制度建立我国的心理援助制度,并注意心理援助制度的适用范围、启动方式、援助内容和当事人的信息保密等问题。

简介：一、与《物权法》第193条相关联的规则关于抵押权的保全,除《物权法》193条外,与之相关联的法条包括:1.《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51条该条规定:"抵押人的行为足以使抵押物价值减少的,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停止其行为。抵押物价值减少时,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恢复抵押物的价值,或者提供与减少的价值相当的担保。抵押人对抵押物价值减少无过错的,抵押权人只能在抵押人因损害而得到的赔偿范围内要求提供担保。抵押物价值未减少的部分,仍作为债权的担保。"

简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目标。"从法制体系到法治体系"与"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这两个命题具有内在一致性,法治体系建设实质是从现有法制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型。我国法制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目前处于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阶段。"从法制体系到法治体系"意味着正当性基础的转变、治理体系的法治化和法治的体系化。要实现这一转型,要从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合理配置政治权力、权力制约制度化这三方面入手。宪法是法律体系的拱心石,宪法法律权威是法治体系的支柱,政治权办的合理配置是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的关键。

简介：民间规约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自治规范，是古代法律秩序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法律秩序的生成过程中，民间自治规则始终是社会法律秩序的建构基础。民间规约和官方法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互动关系。要全面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民间规约，工商业行会规约的地位和作用绝对不容忽视。

简介：

简介：随着法律现代化运动的继续,判例法作为一种似乎与价值无涉的现代司法理念在我国独特的法律语境中复苏、张扬.然而,然而判例法的变迁成效却与司法过程中维持着何种程度的法律自治息息相关.在所谓两大法系的判例与判例法制度中,坚持法律共同体地位使司法从"压制型法"迈向"自治型法"是其共同特征.我国围绕着判例法问题的论争却成为立场间的对决,引入判例是否有效不应停留在制度自身,而应当从我国法律语境入手,在法律变迁中寻找司法自生与自治所需的条件.

简介：传统中国政治斗争无处不在，在政治斗争的需要下，政治化惩贪应运而生。政治化惩贪是以惩贪为名，行打击政敌之实。专制政体下政治权力制衡的缺失是政治化惩贪产生的根本原因，官员多贪贿的事实及政治斗争的需要是政治化惩贪产生的直接原因。政治化惩贪对传统中国惩贪实践整体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其表现出选择性办案、选择性不办案、用刑畸轻畸重等特点，惩贪的效果由此大打折扣，而传统中国的政治斗争也因此更趋激烈复杂。

简介：西汉是我国大一统政权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地方长官地域回避制度出现和逐步完善的时期,这是因为地域回避制度的产生有赖于宗法社会的解体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出现。西汉景武以后直至东汉,郡守（国相）、县令（长）任职须回避原籍已成为一项极其严格的制限,但这三类地方长官的任职地域回避制度却有着各自不同的产生路径和时代背景。

简介：在刑事诉讼制度中最能体现诉讼模式价值趋向的莫过于侦查制约权的配置模式，1988年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引入了许多当事人主义理念，建立起了以侦查法官为核心、检察官职能分立、律师广泛参与的侦查制约体系。然而，由于在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的设计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学者和立法者，作为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的意见并未得到充分尊重。立法的缺陷直接导致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缺乏实践基础，新法运行时间不长就出现了“警官抵制检察官，法官抱怨检察官，律师无所适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局面。作为深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我国而言，对意大利侦查制约体系的转型过程和实践效果进行考察，会给我们思考侦查制约权优化配置这一问题提供启示。

简介：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霍布斯去世后发表的作品:《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目前在国内既无中译本,亦无相关研究。这部作品是霍布斯晚年政治法律思想的集中体现:一位哲学家通过与法学者的论辩和探讨,力图批判和改造以柯克法官为代表的英格兰普通法传统及其法律职业群体。本文采用紧扣文本、细致阅读并比照霍布斯《利维坦》的方法,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揭示了霍布斯在《对话》中的双重教导:"法律应驯顺,政治需审慎。"前者意指普通法及其职业群体应当服从主权者,而非以"法律理性"自居,避免英国内战的重演;后者即霍布斯在《对话》中提出的理论补充——"王在国会中",以国会两院的智慧和经验弥补君主私人理性的不足、节制私人欲望的泛滥,防止王政蜕变为僭主暴政,从而缓和了其以往的"绝对主权说"。《对话》揭示的教导随着19世纪的革命浪潮传入北美,通过美国的司法审查与大众民主之争,延续了法律人与主权者在现代世界的对话。

简介：微博由于其自身的即时性与裂变式传播的特点,相对于传统的网络媒体有更加强大的传播能力。在现实中,微博上汹涌的民意对于许多公共事件的发展及处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就微博本身而言,其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相差甚远。它作为一种传媒工具,本身并不足以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政府对于这种新的传播工具是否能够善加利用而为法治的发展以及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服务。

简介：<正>一、预备犯处罚范围问题的提出(一)从423个案例看预备犯规定在司法实践的适用我国现行刑法总则中确定了普遍处罚预备犯的原则,意味着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犯罪的预备行为在理论上是可罚的。但是由于特定的犯罪如过失犯等并不存在犯罪预备阶段则另当别论了。刑法学者们从理论出发抛开其认为的过失犯、间接故意犯罪

简介：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需要控制,控制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有实体控制、程序控制两条路径。实体控制路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诸多局限性,而量刑程序控制引入诉权制约,具有明显优势,是量刑改革中趋于主流的选择与发展方向。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符合中国司法现状的制度创新,有助于实现量刑规范与量刑公正。

简介：<正>一、讨论的缘起自2002年社区矫正由试点地区向全国推广始,时经六年,我国的刑事司法格局并没有因此发生明显变化。相反,过渡体制致使职责不明,执行和诉讼程序过于粗糙简陋,一些刑种存在缺陷,管理经费匮乏,社区自治能力极弱,政府整合能力不足等问题已令相关管理部门陷入困境,问题的纠结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制度改革者的预计。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全面观察和细致分析当下的制度实践,找到问题及成因,深入论证和合理调整相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