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英美法系通过建立土地发展权制度实现对土地发展利益的法律调整,其核心功能在于实现对超越不动产法定使用限度所产生的增值利益的合理分配以及对其他不动价值减损的公平补偿。尽管两大法系法律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异,土地发展权概念难以直接见融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之内。但事实上,通过对英美法系土地发展权概念的分析,不难发现,土地发展权的功能可以加载于大陆法系物权法中所有权及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囿于物权法定原则的限制,尽管土地发展权不能成为一项独立的物权,但是土地发展利益可以依靠物权法规则加以调整,进而形成法定的土地发展利益与约定的土地发展利益两种类型。前者通过不动产相邻关系的修正以及对《物权法》中征收补偿范围的解释得以实现;后者则完全可以纳入地役权制度范畴之中。

简介：非利益相关者是舆情事件分析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在涉警舆情分析尤其是涉警舆情危机事件的处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分析非利益相关者角色入手,对其价值进行了理性地辨析,进而分析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并提出了涉警舆情危机事件中对非利益相关者的导控措施。提出应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维去探寻对策,做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实现涉警舆情事件中的警民和谐。

简介：构成中国海上交通要道的国际战略海峡主要分布于亚洲地区。我国在航海上是地理不利国家,在国际海运咽喉要道地区的影响力有限,一些重要国际海峡又存在主权争议,导致我国使用的国际海峡面临航行安全和效率问题。为保障我国海上航道通行,应就我国使用的主要国际海峡进行战略规划,就危机应对规定相应的法律机制,应特别重视与国际海峡沿岸国和国际海峡主要使用国的国际合作,采取多种方式增强我国在海峡事务上的影响力。

简介：利益和利益冲突的解决是法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环境法的研究也当应以利益和利益冲突的解决为主要任务。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环境法领域的利益需求显现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持续性需求，而利益冲突则表现为持续增长的经济社会发展科学进步的利益需求与持续增长的环境保护的利益需求之间的冲突。环境法领域的利益冲突实质是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利益所储存的价值发生了抵牾。因此，环境法领域内的利益冲突的解决不能用排除的方法来解决，只能用价值“权衡”的方法来解决，是两个正当利益优位性选择的问题，表现形式是基于可行条件和问题的紧迫性的时空优先顺序的安排，并非对抗性的淘汰式选择，应当奉行“统筹”、“兼顾”和“双赢”的衡平理念。在环境法的利益识别和衡平功能的实现过程中会发生公法与私法的竞合。不同于私法上“利益最大化”的法律理念，环境法应坚持一个最终底线原则，即把握损失的底线——损失最小化。面对中国纷繁复杂的环境问题和利益分配问题，环境法衡平利益冲突是生态文明实践智慧的一种现实展示。

简介：作为获取、限制、剥夺利益的规范方式，法律对利益关系的调整以衡平利益冲突为核心任务。环境法的利益衡平应遵循一体化、损失最小化、紧缺优位和协商四项基本原则。一体化原则认为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均为正当利益，提倡二者由竞争走向竞合，实现统筹、兼顾和双赢。损失最小化原则包涵最小侵害和最大补偿。前者要求利益侵害必要且不可替代，后者要求利益获得必须支付对价。紧缺优位原则关注时空的阶段性和位序性。前者强调当冲突不可调和时经济利益应让位于环境利益，后者强调生存利益居于永久优先位置。协商原则主张通过有效的正当程序建构，维护各方利益主体的诉求表达，促成环境法上利益的共享普惠。

简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契合了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现实趋势，当前处理好群体利益关系问题是摆在我国政治生活领域的中心问题。因此，要明确利益表达权利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培育成熟的利益表达主体，疏通利益表达的渠道，行使法治化的利益表达方式。

简介：2014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实现6．55万亿（兆）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发生1．05万亿元，较上年的5337亿元大增97％。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正在直接投资领域开花结果。央行数据显示，2014年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累计为5．9万亿元，而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累计为6565亿元。

简介：一、人民币现金国际流通的现实状况[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据有关资料显示，2014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36463亿元，比上年增长7．4％。[2]按照实际汇率换算为10．4万亿美元，美国为17．4万亿美元，日本为4．8万亿美元，德国为3．8万亿美元，法国为2．9万亿美元。

简介：一、问题提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折射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所面临的危机和弊端，中国政府以此为契机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摆脱对美元过度依赖，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货币金融政策，如货币互换协议，跨境贸易结算试点等。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质是人民币职能从国内扩展到国外的过程。

简介：为了解决一方当事人缺席时造成的诉讼障碍问题,德、日两国分别形成了以缺席判决主义和一方辩论主义为特征的两种内容迥异的缺席审判制度。以当事人的利益保护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对德、日两国缺席审判制度立法规定的详细分析,发现这两国的缺席审判制度在缺席程序中都能实现对双方当事人的平等保护。但是在救济措施中德国的异议制度倾向于保护缺席方当事人的利益,而日本的上诉制度倾向于保护出席方当事人的利益。

简介：债之关系中的固有利益是与履行利益、信赖利益并列的债权人利益，可能因债务人的加害给付或违反保护义务而受到侵害。但加害给付与保护义务违反是各自独立的两种给付障碍形态。就加害给付的损害赔偿，德国民法以瑕疵担保责任予以救济，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则采债务给付障碍的一般规则救济。我国民法上不存在独立的瑕疵担保责任，故而未来制定民法典仅须采用债法总则的加害给付一般规则即可解决各种债务中因给付有瑕疵而造成债权人固有利益损害的问题。加害给付如与侵权行为发生请求权竞合，如果所适用的责任规范法律效果有差异，应由当事人自由选择诉由，但同时应根据法律目的确定是否竞合之责任规范相互发生影响作用。

简介：近世以来，民主观念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被引进，其后，各路精英们对民主观念的不同理解左右了中国政治的走向。围绕“民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可梳理出从“民主”到“人民民主”的嬗变过程，及不同民主观念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以期对当下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简介：一、人民币结算的一般理论人民币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首经阶段和重要内容。发展人民币结算既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及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客观要求。我国人民币结算自2009年跨境贸易试点开始，人民币结算业务在循序渐进地推进，逐步过渡到资本项下的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并从机构结算发展到个人跨境人民币结算。

简介：一、插花飞地及其流弊受历史地理学者关注的插花飞地问题,[1]自战国时期就已存在。史念海先生在“战国时期的‘插花地’”一文中提到,“战国时各国的疆域并不是各据一方整整齐齐的,而是相互的错乱。这种相互错乱的情形也不是通常所说的犬牙相错。因为犬牙相错只是形容接界的地方不大整齐,而那时候说不定这一国的土地会孤伶伶地伸入到另一个国的腹地、有时候竟离开本国有千百里远的路程”。

简介：制定1979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是＂文革＂后恢复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措施。彭真直接领导了这部法律的制定工作,其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草案和说明的基础上,对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领导体制、检察权的范围以及检察机关的工作原则等重大事项,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实际是1982年宪法确立检察机关的基础,是新时期我国检察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源泉。

简介：在实践中，仲裁裁决侵害案外人利益的情形时有发生、形式多样，而现行法并不能为仲裁裁决案外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通过对比分析，在既有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基础上，构建案外第三人撤销仲裁裁决之诉制度较为可行。为此，需要进一步明确该撤销之诉的适格当事人、撤销之诉的客体范围以及程序的选择适用等问题。

简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编纂民法典”为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之一，立法机关已经决定重启民法典制定工作，首先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民法典是国家法律体系中地位仅次于宪法的重要法律，而民法总则又是民法典的总纲和总的规则，人格权法、物权法、合同法、婚姻家庭法、继承法以及侵权责任法都受其拘束，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学者提出立法建议稿，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传统，既具有学术价值，也能够作为立法参考的蓝本予以借鉴。本刊刊登杨立新教授牵头的民法总则立法研究课题组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建议稿》，以此为立法机关制定民法总则提供参考，也为编纂民法典的壮举助威。

简介：遗传资源是一种决定人类生存与持续发展的根基性要素与战略性资源，伴随着遗传资源生物研发技术的迅猛发展，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及其惠益分配问题已日益受到关注。当下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配面临失衡，从表面看，是遗传资源分布与遗传资源价值评估的失衡；实质则是国际社会利益博弈的失衡，一定程度反映的是欧美文化与目前处弱势的传统部族文化之间的“征服与反征服”。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要实现公平分配．“关民共享理论”是其中的法理基础，“遗传资源的提供行为”的价值评估为其提供现实基础。无疑．建立公正有效的遗传资源利用及其知识产权惠益分配机制，提升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保护及博弈能力，对于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惠益公平分享，有重要意义。而这也是对当前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要检验．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生发于传统、深入到生态治理”的视角。

简介：我国是目前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第三服务贸易大国。国际贸易必然需要用某种货币进行支付结算,在现有各主权货币中,选择用人民币对我国来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可以取得发行收入,还可以减少我国的汇率风险和外贸交易成本,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活动中的地位,使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同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影响力,使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不断向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它不仅涉及国际法,更重要的是需要对我国的相关国内法进行修改和完善。本笔谈的核心就是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法律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国际法中关于主权货币国际流通与争端解决的基本规则,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应该对我国现行的现金法规、支付结算法规进行哪些修改和完善,应该构建哪些人民币国际化的纠纷解决制度,应对人民币跨境流通监管制度进行哪些修改和完善等。围绕着这些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法律问题,我们在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国际法视角下的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将相关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并提供给读者,以期能够促进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人民币国际化法律问题的研究,并得到相关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确立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制定该制度的直接目的是强化检察机关对逮捕的监督和制约,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实现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的分离。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百一十七条规定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工作主要由各个承担诉讼职能的办案部门负责,这种审查权的配置模式使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混同运行,无法保证审查主体的中立性。该解释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存在矛盾。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的立法意图来看,由相对中立的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是较为理性的选择。检察机关可以考虑设立诉讼监督部门,羁押必要性审查主要由诉讼监督部门负责,以提升审查的实效性和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