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前中国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理论多借鉴国外理论，主要是德国和日本的学说。然而，德国学者将两者区别的目的是想将违警罪排除于刑法外，意图在立法上明确划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日本学者讨论两者的差异，立论的目的在于讨论行政刑法是否可以不必完全适用普通刑法总则的问题，强调只要在形式上区分普通刑法与行政刑法即可。两者都无法真正解决中国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别问题，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的真正价值体现在立法上，两者的区别是为了寻找自然犯与法定犯入罪上的差异，并为具体类型的法定犯入罪提供指导作用。其区别体现为法定犯的超常性。可以从两方面予以论证，首先，法定犯将市民社会里较高层面的道德纳入其中，这无形中拉高了最低限度道德的底线；其次，法定犯除体现市民社会愿望道德的诉求外，更多体现了政治社会的要求。

简介：法定证据不仅仅包括形式的法定证据和积极的法定证据,实质的法定证据和消极的法定证据也是其当然内容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在证据评价中,把越来越多的经验法则上升为证据规则已成为可能.法定证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与自由心证的区分是相对的,具有开放性、可反驳性和普遍认知性等特点.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漏洞，无法达到逻辑上的自洽。从实证考察、文理解释、论理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角度考察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在满足《解释》第2条犯罪成立要件之外，存在多个量刑情节并存的情形，可以纳入到《解释》第4条的范畴，将其认定为“有其他恶劣情节”，进而在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

简介：当前量刑改革存在＂中间线论＂与＂基准刑论＂两种方案：前者认为法定刑中间线是从重与从轻处罚的分界线,是量刑公正的生命线;后者主张从重与从轻处罚的分界线是偏离中间线另行确定的基准刑,基准刑是量刑公正的根本保证。法定刑中间线是量刑公正的支点,虚拟徒刑是依法构建量刑标尺的关键,理性评价量刑情节是计算罪责程度的科学方法,积分刻度两相对应是开启量刑公正的钥匙。＂基准刑＂不但是主观臆断的产物,而且是量刑偏差的源泉。＂中间线＂具有恒定性、客观性、合法性、合理性、公正性、公平性,且操作简便,能够适用于我国一切地区、一切时期、一切罪行和一切犯罪人的量刑,不失为成本最低的量刑改革方案。

简介：为了给犯轻罪、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提供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避免因短期羁押造成交叉感染，防止因犯罪的印记影响其工作生活，我国修改后的刑诉法设定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充分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中对未成年人实行“惩罚为辅、教育为主”的方针。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其运行应该从适用标准、所附条件、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效力、帮教考察等方面予以细化规范。

简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加快新农村建设，重视“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农民轻微犯罪问题突出，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阻碍构建和谐社会的消极因素。因此，应对农民轻微刑事犯罪进行研究，探索建立农民轻微刑事犯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维护农村的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简介：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若干情形，对于司法人员正确把握逮捕必要性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围于司法规范内容的有限性与案件事实无限性之间的张力，办案人员在自由裁量范围内形成了自身的“司法经验”。通过对某基层检察院的100个审查逮捕意见书进行归纳，发现这些“司法经验”存在五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为此，建立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将社会危险性的各种规范予以量化，按照一定的规则，评估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大小，实现评估因素、评估程序的标准化和客观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简介：在危害结果是犯罪对象的转化形式且发生了法定危害结果的对象错误案件中,行为构成犯罪既遂只要求法定的主客观要件在性质上具有一致性,而不要求犯罪的主客观"方面"的内容完全符合.行为人对错误的对象持何心态与对象错误案件的定性无关.行为人只实施一个故意杀人行为,不可能同时触犯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两罪名,因而不可能构成想象竞合犯.本文还就犯罪客体、主观罪过等相关理论问题提出了若干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