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在中国东北的争夺有所减弱,日本乘机推行“大陆政策”加紧对我国东北实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渗透。中国民族资本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努力提倡实业救国,在对榨油、酿造、制粉、纺织等传统行业大部分实现变手工为机器生产的技术改造以后,也建立起火柴、牙粉、汽水、纺织、机械等行业,打破了外国列强在这些领域的传统垄断。张氏父子主政期间,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得到扶植,新兴大工业多集中在沈阳,沈阳成为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1923年冬天,留日归来的书生杜重远怀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在沈阳大东边门外小二台子创建了“肇新窑业公司”。就是这家中国第一个机械制造瓷器的奉天肇新窑业公司,竟然将日本的同类产品挤出了市场。一介书生创实业、凭实干,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赢得了“抵制日货”的胜利。
简介: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而非他的人格。好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赌徒恶棍,海德格尔支持纳粹一样,他们的品性并不伤害他们的文学品质即使是没有经历过中国与阿尔巴尼亚蜜月期的80后,今天再看这部完稿于1979年10月的小说《谁带回了杜伦迪娜》,依然可以和当时的中国扯上关系。作为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我们,对阿尔巴尼亚和霍查、地拉那以及阿尔巴尼亚电影的了解,更多源于上一辈的热情。他们见证过两国的蜜月期,见证过那段好得如胶似漆的岁月,有首歌词为证:万岁毛泽东,万岁恩维尔·霍查,万岁伟大正确的党,万岁北京地拉那。我们这代人没有历经那个狂热的年代,没法感受那个发高烧般的年代。然而我们的优势也在于,今天我们重读阿尔巴尼亚乃至东欧文学时,作为“红色经典”那一部记忆已经褪色,意识形态操控文学的局面得以改变,文学重归于文学性,回到了属于它本来的位置。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这部作品,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去剖析和解读:到底是谁带回了杜伦迪娜?
简介:针对伽达默尔强调对话双方之间的直接关系,霍耐特主张在对话双方之间设置起中介作用的第三者。这一第三者不仅指普遍性道德规范,即对话双方共同遵循的外在道德约束,而且指内在道德意识,即对话双方分别从自身立场出发而形成的对道德规范的认可和接受。同时,第三者还指具体道德情境,即对话双方均根据道德规范对对方的适用性确定自身对对方采取的态度和做法。因此,这一第三者指道德规范与道德意识、道德情境的相互中介,即普遍性他者与具体的他者的往复运动。这样一种往复运动充实了主体间关系的内容,取消了伽达默尔主张的主体间关系的直接性,在一定程度上以长途解释学的方式弥补了短途解释学的不足。
简介:佩雷尔曼新修辞学恢复了古典论式理论的荣耀。新修辞学论式系统是对不确定条件下推理形式的分析,虽然这些推理形式是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但笛卡尔时代以来一直被逻辑学家和知识理论家所忽视。论式是新修辞学论辩理论的核心。在新修辞学的论式系统里,亚里士多德“更可取的”topoi被用作与价值和价值层级相关联的推理前提——论证的出发点,因而与涉及推理形式的其他辩证推理发挥不同功能。新修辞学的论式在论辩中既生成说服力,也展现合理性;既与听众及其文化环境相联系,也通过论式的相反形式与论辩攻防相联系。新修辞学的论式,尤其是“准逻辑”论式与法律论证关系密切,对法律论证的辨识、结构分析、论证构建和批评有重要意义。
简介:凯尔森是20世纪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以“纯粹法学”而闻名.为保证法律的纯粹性,他除了将法学的范围限定在实在法领域与假设“基础规范”这两种手段之外,还诉诸了“逻辑”这一保真工具.但对“逻辑是否可直接应用于规范”以及“是否存在独特的规范逻辑”等问题,凯尔森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即从早期的毫不迟疑到中期提出变通方案:将逻辑直接应用于法律规则,间接应用于法律规范,再到晚期彻底否定逻辑可应用于规范,进而否定规范逻辑的存在.其结果就是: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在基础上发生了动摇.是否真的如凯尔森想象的那么悲观呢?20世纪的规范逻辑研究新成果已经证明,规范逻辑是能够建立起来的,凯尔森实际上走入了误区.
简介:虽然权力研究的历史可以媲美任何自诩古老的理论,但真正系统、经验的权力研究和争论仅仅肇始于20世纪中期,而20世纪达尔的经验主义的权力观作为其多元主义民主模式的基础,影响尤其深远。达尔的经验主义权力观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以休谟经验主义因果观念为基础的权力概念界定;决策行为的量化分析和可能性的权力测量方案;明确区分权力的拥有与权力的运作,排斥借由预测反应机制实现的影响力形式。在社会权力格局日趋复杂和多元化的今天,重新回顾达尔的经验主义权力观,有助于设计适合于中国自身的权力测量方案,以获取社会权力分布状况的准确数据,从而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提供更加科学、实证的数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