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受日本大正初期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大正中期的社会思潮开始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本间久雄首先明确提出了"民众艺术论",并强调艺术家创作的对象,要将重点放在人数最多的下层阶级和最底层的工人阶级身上,要创作能够为工人阶级所接受的,并能起到教化作用的民众艺术。针对该主张,大杉荣提出了民众艺术要来自民众、为了民众、为民众所有的艺术理论,并强调其斗争精神。加藤一夫在赞同大杉荣主张的基础上,提出民众艺术是觉醒的民众的新思想和真实感情的具体表现,并且要具有为了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而奋斗的战斗性。通过民众艺术论争,在大正时期诞生了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萌芽,并对我国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诞生产生了较大影响。
简介:在佛教与道教的长期论争过程中,道教思想学说的展开深受佛学左右,两家讨论的课题(由本体论而心性论)程序上大体一致,时间先后则道教晚于佛教。本文通过对显庆、龙朔年间佛道论争的分析讨论,认为唐代初年的佛学以南北朝和隋代佛学为基础,在学术理论体系、概念范畴辨析、思维方式展开等领域,都占有明显的主导地位,表明佛教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传播后,已经进入思想上的成熟时期;尤其在中观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佛教本体论(本质论)的形上学哲学思辨远高于儒、道两家。佛道之争中道教方面的屡战屡败,说明佛教在学说思想和思维方式上的独特成就。这意味着,不仅道教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儒家也同样需要反思自己;一味以排斥外部思想、不同观念为能事的思维习惯,无助于自身的理论发展。
简介:隋唐时期,道教继续延续了在佛道论争之中建构自身心性思想的历程。特别是唐初佛道论争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日后道教心性论的形成与成熟起了推动作用。两次佛道争论高潮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对于唐初佛道论争所涉及的心性思想方面的内容作了分析,认为二教对于“道”与“道体”范畴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道法自然”、“道生万物”等本体论、本源论命题的不同看法,不能不说与佛教思想的激发及其佛道争论的刺激有重要的关联。特别是佛教心性论只是道教思想家进行思想创造的“前理解”与诠释背景,他们的诠释对象仍然只能是道教及其道家思想传统,因此,道教心性论思想的若干命题即便是与佛教的相关部分非常相似,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道教的。换言之,佛教心性论影响道教心性论的最大者其实是哲学方法,而非简单的名词与命题的移植或模仿。
简介:西方文化是物质之实体系统,重于实存的解剖分析;中国文化是心性之功能系统,重于德性仁心之虚灵性。中西文化之异辙异途,皆源于根系之大别,与流向之不同。欲厘定中西文化形态之异,必须沉落到其深层源头发生之处,看其如何在求生活动中,怎样处理种种求生关系。人在世界中只有三种关系: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在一个民族或社会中,三种关系不能齐头并进,只能据一而兼二(这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显示了首出者之必然与神圣。据于物者,其兼性必本乎物(西方:化事为物);据于人者,其兼性必本乎人(中土:化物为事)。前者,属物之实体性文化,主于"买—卖"关系,遵奉因果律,严依数学·逻辑之精密计算与推演,达乎逻辑体系,成就了西方之科学、哲学与艺术,故有宇宙论、本体论等等之揽物弃性之诸多名目术语出场;后者,属心性道德功能性文化,主于中和关系,遵奉仁义道德律,严依"天人合一"中心性聚汇的生命空间之功能去组织、言说心性世界的活动与程序(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达乎纲目之网状形态,成就了中土文化的道德与艺术,故只有乾坤(阴阳)说、仁义说、纲目说、体用说等等之统摄心性而弃物性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只讲一个大道理的术语之产生。以上二者即是中西文化之本色本义。中西于文化的巅峰领域里,各有其突创性的成就与杰出的开拓者。故在研究《太极图说》中,有人说,中国的周敦颐,就是西方之康德,康德以先验理性超乎经验理性之上,成为西方哲学的巅峰;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之无极功能性(阴阳恒转)超乎一切粘上感性—物性的拖累、沉滞概念,成为儒道合璧的高峰。本文侧重于追溯、论述中国文化在发生源头上之特征,其"入头处",即是"天人合一"中之生命聚汇空间及其虚灵之体用论,而贯串其间的运转主轴即是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