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高等教育领域的政策对发展高等教育具有显著的导向、协调、控制和规范等作用,是教育行政部门采用频率较高的管理工具,而教育行政规划行为则是制定教育政策最常用的行为方式之一。在行政法的视域中,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就是教育行政部门运用国家公权力实现其行政职能的过程,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教育政策存在的主要形式,行政规划是行政机关制定教

简介：本文在对现有的行政行为效力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总结、评述的基础上,运用行政过程论的研究方法对行政行为效力内容体系的重构进行了系统探讨。在回顾了行政行为论研究方法下的效力内容的各种学说后指出了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认为在服务行政的模式下,固守概念分析的方法会导致思维的静止、呆板和僵化。重构行政行为效力内容设想建立在研究方法更新的基础之上。行政过程论要求坚持动态、整体、分阶段的观点。在其指导下,重构的行政行为效力内容主要包括先定力、公定力、不可变更力、不可争力、构成要件效力以及执行力,并且前二者属于程序效力,后四者属于实体效力。

简介：近年来,世界各国行政法研究生机勃发,成为法学领域中最具活力、最具前景的学科之一。以域外行政法学前沿问题研究为范本,我们可以大致窥探其总体向度与侧影——行政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渐次获得了全球性、宪政性、公益性和综合性等秉性,不仅展示了其总体研究视野与方法,也揭示了其未来的基本走向或趋势。

简介：<正>引言:"现代性"与本文的问题意识为了研究中国宪法与行政法学领域的现代性问题,我曾遍查该领域有关方面的文献,发现这方面的资料虽有一些,但都难免囿于一定的局限。正如伯尔曼所指出:法律概念的狭隘性不仅阻碍了我们对法律的视野,而且阻碍了我们对历史的视野。人们把法律主要看做在某个特定的国家生效的一大堆立法的、行政的和司法的规则、程序和技术。与这种法律观点相伴随的历史眼光被

简介：行政诉讼中企业性质审查和认定的问题缘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渡期，本文以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诸多“红帽子”企业为基础展开论述；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审查认定企业的性质，无论是基于诉讼手段的选择还是诉讼结果追求的目标，均可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找到充足的依据；行政诉讼中的企业性质审查认定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并不矛盾，而且与民事范畴的确权之拆迥然不同，二者不能混淆。

简介：结构功能主义者视角中，结构是社会系统的框架模式，功能则体现为社会关系的实际运行，结构的变迁必会导致功能的调整。合作理念与公共治理模式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行政法结构的平衡，在消极立法、积极行政的情境下，司法理应发挥利益协调的社会整合功能来缓解这一结构的紧张关系，以维系结构的适应能力。

简介：尽管新《行政诉讼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本次修改明显带有＂权宜之计＂的嫌疑,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也必然带来司法实践中如何明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困惑。因此,以主观公权利与客观法秩序为两条基本路径探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具有理论与现实基础。在主观公权利救济模式下,一个行政行为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取决于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司法审查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的实质上的关联程度。在客观法秩序模式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就是假定一切行政行为可以接受司法审查为原则,其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被诉的行政行为与起诉人是否有利害关系无关,对行政行为是否遵守所有与行政行为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完全的司法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应当立法明确双层结构的受案范围标准,假定行政行为可以审查标准,立法排除司法审查的例外范围。

简介：一、人民满意的司法行政单位(10个)1．南昌市涉外经济律师事务所

简介：中国行政法学百年发展历程呈现出一幅移植之图与改造之景，改革开放三十年则于此图景中孕育出中国当代行政法学并将其基本品质铸塑为形式法治下之传统模式。然深植于西方宪政理论、法治思想及自由主义哲学中之传统模式在其原生地即因时代变迁而危机四伏，而在中国行政法制建设与行政法学研究朝形式法治前进并日益“欣欣向荣”之背后，市场经济催生出之公共行政激变亦对其形成致命性冲击。身处如此冲击而面临形式法治下之传统模式应对乏力之境况，秉持一种从自我出发对中国行政法作一彻底反思与检视之立场，而以身具自主性与自我意识之和谐行政法解读中国行政法、献礼于“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行政法（学）”这一行政法学元命题。

简介："依法行政"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制度要素,但该要素所预设的严格规范框架逐渐不能适应世界范围内行政权权能结构与行政法规则体系变化的需要,也不适应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结构性需求。中国行政法改革采行功能主义路径,大力引进行政的公开性与民主性理念及其制度,对原有行政法体系形成较大冲击。"新行政法"试图进行理论回应,其根本的规范性诉求就在于"依宪行政"。这一理论与制度的变化只能回溯到宪法层面进行解释。"依法行政"必须依靠理论背景更加厚重的"依宪行政"才能够克服传统行政法治模式的危机,实现行政法治模式的扩展。本文导引出的"依宪行政"的问题域和制度域还有利于重新思考并探索一种"行政宪政主义"的宪法实施路径,因而具有更为根本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简介：政府权力清单提出的目的是规制行政权的行使,在本质上仍然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作为对行政权的控制工具。然而政府权力清单的构建,无法协调和处理好其所涉及的行政法相关关系,陷入了作为行政自制规则与法律的界限模糊、行政规则与行政裁量之间的失衡、弱化了司法有限审查原则的效力、行政公权对社会私领域造成了消极影响等多方面的困境。所以,以行政法治的形成为视角,结合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未来设想,规制行政权行使的出路在于：将政府权力清单仅仅定义为具有政府信息公开性质的,对各项公共权力进行统计的＂明细单＂,并通过权力清单的相关实践,为日后《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经验上的参考和方法上的铺垫。

简介：将博弈论引进行政诉讼过程是构建一种确保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在宪政框架下充分互动的行政法机制的新方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博弈论引进我国行政诉讼过程的宪政基础，也是最根本的博弈规则。博弈论引进行政诉讼过程所必不可少的其他前提条件还包括：原告、被告法律地位平等，当事人都具有自主地作出理性选择的能力，以规则公平为基础的对抗、合作和交易的平台以及审判独立与公正裁判。

简介：在行政处罚案例的审判实践中,已经形成“援宪说理”的四种具体方式:公民附带违宪、政府附带违宪、基本权利限制以及单纯合宪认定。尽管此种援引宪法活动与规范主义的法律方法、宪法理论存在诸多扞格之处,但亦十分生动地展示了一幅行政处罚规范合宪性解释的“中国式图景”。在规范层面,行政处罚规范的合宪性解释应遵循一套符合既有法学方法论并逻辑严谨的方法,特别是在选择正当的宪法规范面临原则(价值)冲突时,应经由个案中之法益衡量加以解决;至于运用界限,解释者应对行政处罚规范的文义限度有充分自觉,其运用亦不得与行政处罚法定原则相抵牾。

简介：<正>读一:明确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及其种类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实施

简介：7月1日至2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主办，云南省临沧市人民检察院协办的全国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机制专题研讨会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检察机关的相关业务代表及专家学者围绕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学术观点，交流改革经验，以提高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改革探索和理论研究水平。

简介：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据此，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具有突出的限制行政权力的性质和功能。在法律对行政权限制和行政权自我限制的双重条件下，应当重构行政行为的诉讼审查标准体系，以更积极的司法公正能力和作为，支持国家建设法治政府的努力。

简介：“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制度并没有随着其被明确写入我国《行政诉讼法》而终止人们的争议。出庭应诉行为属于权利之性质决定了其具有可自由处分属性；诉权平等原则要求对于行政主体出庭应诉权，法院应该是保护而不是限制；司法权监督行政的有限性决定了其对行政权的监督要有边界，不能审查行政内部的日常自我管理行为；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干涉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事项仍面I临诸多困境。不能以暂时的效果来评价制度的合理与否，不能将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之管理方式等同于凡事必须负责人亲躬。行政诉讼法对于诉讼参与双方的平衡是通过有针对性的对诉讼地位以及举证规则的调整，而不是程序性的权利义务之不对等。

简介：为了回答由一则不服中国渔业行政处罚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例提出的中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是否应当经过公证认证的问题,有必要审视在中国法律框架内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制度。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国实体法领域,而且在民事或行政诉讼法的领域同样适用。作为下位法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应当让位于国际条约的规定。中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样的双边国际条约,考量涉案美方案卷能否成为行政诉讼证据,应当根据该备忘录的规定。经过中美执法部门证据交接美方案卷成为中方执法证据之一,符合备忘录的要求,具有证据上的可采性,应当被依法采信为行政诉讼证据。

简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简称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经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已于1999

简介：行政不作为的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的意义.行政不作为的主体应为行政主体,相对人的合法申请也并非是构成行政不作为的必然前提;行政不作为只能针对法定行政作为义务而存在,是一种当然的违法行为,并只能界定为程序上的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