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按生产要素聚类分析将样本分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种行业,并通过联立方程组模型和3SLS估计方法研究了创新投入与公司绩效之间相互影响的内生关系,以及公司治理特征对二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创新绩效存在周期效应,公司增加前期创新投入会提升当期企业绩效,当期绩效的提升促使管理层放缓创新步伐,造成未来一期绩效下降,进而再次增加创新投入。与此相反,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创新投入只在当期显著提高绩效,而绩效的提升也会促进未来创新投入的强度。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创新投入同样依赖于公司前期良好的收益,而创新投入对公司当期和未来的绩效却没有显著影响。同时,高管激励机制中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公司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尤其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效果明显;而股权激励在全样本和分行业研究中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调节效应。本文提出了创新投入与公司绩效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于上市公司权衡研发支出与公司目标绩效的经营决策以及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具有重要价值。
简介: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的非财务信息,考察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对年报中非财务性的风险提示信息的影响及高管持股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年报中的风险提示信息随内部控制缺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高管持股的加入增强了内部控制对风险提示信息可靠性的管控程度,初步显示了高管持股的信息与制度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风险提示信息年度增量与内部控制缺陷增量显著正相关,与高管持股增量显著负相关,经内生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内部控制运行的好坏能够通过年报中的非财务信息中得到反映,良好的内部控制抑制了企业的信息风险;高管持股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通过完善内部控制使其在财务报告方面的目标更好地被实现,上市公司不仅要关注内部控制对年报中的非财务信息产生的影响,而且要重视高管持股在内部控制信息风险管制方面发挥的功效。
简介:高层管理者的行为关系公司的长远发展,因此如何建立针对高层管理者的激励机制,防止其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成为学界探讨公司治理制度的核心议题之一,高管股权激励成为解决委托G代理问题的一个良好工具.我国高管股权激励起步较晚,虽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予以完善,但对上市公司激励目标的实现较为有限.本文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选取我国采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的上市公司典型作比较分析,并以2013-2016年在A股市场首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股权激励对我国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并没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相对于限制性股票的股权激励模式,股票期权具有更好的激励作用.本文据此进一步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问题的启示和改进方向.
简介:基于高铁建设背景,利用2003年-2015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经济关联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网络密度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其空间结构朝着多中心、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也在不断增强。多期DID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这一政策因素有效提升了大湾区城市群的空间经济关联水平,并且人均收入、市场内部潜力和信息条件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从大湾区—周边层面来看,高铁开通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空间经济关联的影响要大于对周边地区城市的影响。高铁建设对大湾区沿线城市的影响时滞约1年,其时间效应呈现动态变化特征。
简介:本文利用2010—2015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以企业生命周期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不同生命周期下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处于生命周期越成熟的阶段,高管越容易过度自信。高管过度自信能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相比于成长期和衰退期,这种提升作用在成熟期的企业中更显著。国有企业的三个生命周期阶段中高管过度自信都不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在成熟期的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过度自信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这些细化研究丰富了高管过度自信和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以及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为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提供了高管类型选择和创新决策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