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其中变化最大亦堪称最成功的增量事件,非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莫属。其重大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的显性贡献,还体现在由此带给整个社会诸层面的结构性变化。这离不开非公经济人士与国家层面间的有效互动,其中的重要维度就反映在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总的说,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意义居主导地位,但也不可避免存在若干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非公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的当下,如何理解并恰当处理我国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已是一个亟待再考量的重要课题。本文选择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其规制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的二维合法性机制为分析框架,试图对新时代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引导做一些再思考,以期对推进实践发展有所贡献。

简介：融资参与型存托凭证是在存托协议与托管协议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契约创设型证券。存托人是该类证券的名义发行人,境外企业则属于实质发行人。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为该类证券设定的境外企业单独承担型信息披露模式,无法为投资者知情权提供充分保护,难以为非参与型存托凭证信息披露规则提供制度铺垫,同时,境内存托人的信息披露业务能力也不能得到培育。在充分借鉴域外融资参与型存托凭证信息披露模式设计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宜构建以境外企业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为主、存托人与托管人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为辅的信息披露模式。其中,存托人与境外企业应分别承担存托凭证与境外基础证券在我国的发行信息披露义务;境外企业独立承担存托凭证的上市信息披露义务;存托人应分别承担面向投资者与境外企业的中介信息披露义务;存托协议与托管协议应分别约定境外企业及托管人向存托人提供的契约性信息披露义务。境外企业、存托人及托管人通过强制性与契约性制度安排共同向投资者提供优质、充分的信息披露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