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单位制消解和社区建设勃兴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体制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构架,单位并没有完全退场,而是以“隐形在场”的形式继续发挥影响。在典型的单位社区场域内,单位的“隐形在场”一般表现为“权力资本”的潜在运行、“文化资本”的历史积淀和“关系资本”的内在延续三种主要形态。可见,在后单位社会来临的背景下,单位元素虽然开始褪色,但仍通过“隐形在场”的方式影响着社区建设的模式选择与发展进程,对于新时期社区的公共性建构及其功能发挥,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单位社区而言,如何恰当地处理好“单位”与“社区”之间的关联,成为新时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活动展开的关键。
简介:“党政群一体式”监察体系,是指以中国共产党纪检机构为核心的、由党纪监察员、政纪监察员、人大监察员、政协监察员、单位监察员等多元监察人员组成的“一元化常态派驻式”党政纪监察委员会,即“一元主体、多元组成、分级派驻、常态监督”的监察体系。它具有权威性、一元性、多元性、法纪性、派驻性、层级性等六方面的显著特征。在“党政群一体式”监察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重点解决名称、地位、职权、产生方式及实际运行模式等诸方面的问题。
简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和任务。探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特点、前提条件和路径安排等关键性问题,有助于深刻理解当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中国实践和语境。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历史性和自主性,其特征表现为国家治理价值观念的重构、权力中心的位移和治理模式的转变。用凝聚社会合作共识突破原有社会领域管理的路径依赖,释放社会活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用制度设计安排塑造社会发展趋向,提高政府公共管理能力和水平,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用制度操作规范政府的社会管理行为,形成有法、有德、有序的国家治理体系。
简介:本文从国家治理视角中国家治理主体体系、职能体系、制度体系、能力体系等视点出发,研究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基本特性、实际作用、综合能力培育、保障机制建设等热点问题.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为政治组织的非权力监督,具有政治性、组织性、协商性、言论性、体制内异体性、合作性、界别性等基本特性.在承认当前中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用发挥不甚理想的前提下,要理性、切实、全面、深入看待其实际作用.民主党派民主监督需要胆、识、才、德、情.在综合能力结构中,胆是前提,识是基础,才是主体,德是支撑,情是动力.无胆,监督不出;无识,监督不中;无才,监督不力;无德,监督不硬;无情,监督不继.民主党派行使好监督权利,需要相应保障机制.保障机制包括但不限于主要指向监督客体的信息供给机制、后续压力机制,以及主要指向监督主体的权益维护机制、能力强化机制.
简介:对食品安全实行社会共治的原则,不仅是食品安全问题标本兼治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治理结构包括五组关系:消费者对生产经营者的制约关系、生产经营者内部的监督关系、第三方市场主体对生产经营者的监督关系、监管部门对生产经营者的管理关系、其他社会主体对生产经营者的监督关系。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虽然已经形成,但是一些环节还需大力完善。应当增强食品安全信用系统对消费者的交易指引功能,引导职业索赔人将监督重心放在实质性食品安全问题上,通过鼓励集团诉讼落实各方主体的连带民事责任,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和信息公开中培育消费者的认知和鉴别能力。
简介:基于国家治理方略的要求以及城市社会生活变迁的需要,各地不断探索基层治理创新的机制、路径、模式。但是,诸多旨在消解传统治理体制与基层生活实践的制度与机制创新却不断遭遇一个现实,即大量的基层治理困境正在不断创新的实践中被再生产出来,这对我国地方政府加强和改进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本研究聚焦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居委会减负悖论现象,试图呈现出基层治理困境再生产的机制与逻辑。研究发现,减负的制度安排使得居委会与社工站形成了竞争性关系,居委会在原有的基层治理结构中的地位相对弱化,在旧制度的延续与新治理结构之间的制度堕距中,居委会采取了主动行政化的策略来重新建构与强化其与政府的非均衡依赖关系,结果导致其负担再次加重。
简介:通过统计发现,法释〔2016〕9号实施以来,受贿犯罪人呈现出性别比例失衡,年龄分布集中,高智商化等特性。在不法方面,工程项目等经济性较强的节点成为催生受贿的主要来源,犯罪数额以较大、巨大为主,但受贿行为本身的成本巨大。结构化理论中的规则与资源能够对受贿行为产生一定的解释力,而行为主体经济活动范围的有效界定、组织行为过程的公开化、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刑量配置的公正性以及转变治理观念治理受贿犯罪的有效策略。
简介:本文基于对广东清远、四川成都、上海嘉定、河南驻马店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实地考察,旨在经验主义整体性视角下讨论新双轨治理的内涵、类型与逻辑。研究表明,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家基础性能力增强,村社整合能力日渐式微,且区域差异较大,新双轨治理诞生。在地方政府资源流量大小、村庄结构强弱、村庄利益密度疏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乡村治理呈现出弱行政-强村社的村社自主型、强行政-强村社的耦合共治型、强行政-弱村社的行政统合型与弱行政-弱村社的维持型等四种村治样态,但不同于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立论基础。我国国家政权建设中多面一体的有效推进,建立在对乡村治理事务的有效分类和村社主位的治理资源的挖掘利用上,建立并优化国家供给和村社需求之间上下畅通的耦合共治结构,应是新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