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仪礼》宫室结构与夏、商、周三代宫室结构最为密切。从现在所见三代宫室遗址来看,夏代晚期开始,就已经有了四坡式的宫室结构。商代的宫室建筑,与夏代晚期大略相同。至于周代,除了保留有夏、商时代的建筑风格外,还出现了堂、室分明,堂在前而房室在后的宫室结构,这与礼经中所涉宫室相似。但是,从具体结构上来说,却没有任何一种宫室遗址能与礼经所涉宫室完全相合。从另一方面来说,礼经宫室结构中的多种建筑因素却在考古所见的三代宫室遗址中都已经出现了。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纵然是同时代的不同地域,其建筑形式也不尽相同。由此可知,礼经所反映出的宫室结构,很有可能就是真实存在过的,其建筑形式也应该是周代或稍晚时期的建筑。
简介:边疆既是一个地理实体,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是一个以"归化"程度为基准在空间上不断向外推进的活动带。对于美国来华新教女传教士研究而言,中国边疆既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机遇,也是对故土"纯正女性风范"的挑战。她们的边疆意识是由女性身份与宗教、国家、种族这三个外在强势身份共谋与反抗的结果。对其边疆意识的结构性分析有助于了解美国妇女运动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复杂协商关系。
简介: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经典之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中“先验演绎”的结构一直是研究界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面对各种观点,一般认为亨利希提出的著名的“一个证明、两个步骤”主张是一个节点,此后的学者们大都在这一框架下提出进一步的意见。其中以另一位研究者阿利森的观点尤为重要。在接受亨利希基本观点的前提下,阿利森对于两个步骤各自的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围绕两种主要论证,在不否定“一个证明、两个步骤”所具有的合理性基础之上,提出了另一种视角,即以“概念一直观”的关系为线索来把握“先验演绎”中的深层脉络。与此同时,“概念”与“直观”本身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演变。基于这一发现,本文对于“先验演绎”的结构提出了崭新的“一个证明、三个步骤”主张,并试图以此来调和亨利希与阿利森二者之间的某些分歧。
简介:国家历来重视贫困生的生活和学习问题,政府不断加大对贫困生的资助力度。由于我国高校贫困生的奖助学机制自身存在的缺陷及其配套条件不完善使得现行体制在实施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本文主要从贫困生消费支出结构的角度出发,利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进行深入研究。通过调研,发现现存的奖助学机制存在宣传力度不够、贫困资格认定的程序不严谨、资金来源渠道窄和资助方式不完善等突出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贫困认定资格的精准度、拓宽资助资金来源渠道和增加智力型勤工助学岗位等措施来完善奖助学体系,希望能够建立一套更加公平、有效、更具可操作性的贫困大学生奖助学制度,使贫困生奖助学机制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
简介: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曾经寄托着战后中国人重建国家、走向新政的希望,会议关于如何实现从训政体制到民主政体的过渡所设计的程序在制度创设方面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似乎只差一步就可成就类似美国费城会议那般的“中国制宪会议”的千古美名,却不意受挫于内外政治的反复,终毁于两党相争的战火。重庆终究不是费城,三年半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时人谓之“新政协”,从此中国便有了新旧政协的专有名词。当然,1946年的政协不是1949年的政协的前身,此旧与彼新并无传承关系,不过,历史的断裂不等于思想的断裂,作为一份历史遗产,旧政协留下了许多发人深思的东西,仍然可供后人细细咀嚼,温故知新。
简介:中国是煤炭生产、进口和消费大国,在国际煤炭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本文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国际煤炭贸易网络进行“核心-边缘”结构分析,结果表明,澳大利亚和日本长期占据贸易网络核心度排名前两位,在煤炭市场定价中掌握着主动权。为提升中国在国际煤炭市场定价格局中的地位,应进一步推动煤炭全产业链的市场化;重开煤炭期货市场,加大煤炭期货市场建设力度;健全煤炭战略储备制度,规避国际煤炭市场风险;加快煤炭行业协会建设,统一表达利益诉求;加强国内资源的合理利用,积极开发海外资源;加快煤炭产业整顿,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加强煤炭产业的国际合作,推动形成合理的国际煤炭定价体系。
简介: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不断推高的石油价格,丹麦能源行业开始转型。丹麦能源政策最初主要集中在增加国内能源生产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两个方面,并开始注重能源供应系统的安全性、环境的低污染性和社会的低成本性。丹麦成功地使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主要归功于热电联产、可再生能源生产和节能。通过政策导向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也使能源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可再生能源保证了能源供应安全,是丹麦为实现2050年全面替代化石燃料目标而实施的重要战略部署。随着新技术的引入,政治和商业对能源效率的持续关注使丹麦企业快速发展,并获得了关于新能源技术解决方案的有价值经验。
简介:市场化改革在给农民带来生活水平改善的同时,也使得村庄社会利益发生分化,利益诉求呈现出差异化、多元化、多样化态势。因此,转型中村庄社会已嬗变成为一个“利益场域”.并为市场催生起来的涉农企业、合作社等主体成为治理重要力量提供了“舞台”。村域集体经济不发达的N村,村组织、涉农企业、合作社、农民基于各自利益诉求的实现,本着“资源互补、优势互借”(资源交换)原则走向“合作”。在此基础上,他们借助于农业项目开发与农地流转之机。各取所需。结成了涉农企业+村委会+合作社+农民的“利益链”或“利益共同体”,进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实现了企业、村组织、合作社等利益相关者对于村庄的横向“合作治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村庄经济社会秩序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