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明确强制执行的基本定位,有助于保持理论的清醒,纠正实践的偏差。强制执行作为公力救济而非私力救济,由国家及其代表机关垄断执行权,规范执行、透明执行为其基本原则,并需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及案外人提供针对该公力救济的救济。强制执行的功能是实现权利而非确认权利,当奉效率为第一价值追求,高效执行亦是其基本原则,执行程序理应简洁明快;应忠实于执行依据开展执行活动,原则上不得无依据执行或自造依据执行。强制执行属于司法行为而非行政行为,执行权的配置需以'法官主导执行'为中心,执行人员应当坚守司法中立原则。强制执行乃是个别执行而非概括执行,不宜由执行法院主持类似破产清算的财产分配;概括执行优先于个别执行,但现行的'执行转破产'制度缺乏实效性,应予重新审视。强制执行是公私融合的法律制度而非单纯的公法制度,在公法程序中实行一定程度私法自治的执行和解制度乃理所当然,不能因实践中出现滥用现象而否定该制度的正当性;合意执行制度亦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

简介：近年来,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检察院认真落实省、市检察机关关于服务非公经济发展的工作部署,紧紧围绕检察工作职能,从实际出发,创新方法,强化责任,狠抓落实,为全区非公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一是依法维护非公经济发展的良好发展环境.立足辖区内非公经济繁盛、市场群密集、社会治安复杂的特点,充分发挥批捕、起诉职能,严厉打击各种干扰破坏非公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犯罪以及企业内部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为非公经济发展营造稳定有序的环境.

简介：当前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中存在私权救济倾向。背离了检察机关对公权进行监督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属性。解决这一倾向，本文认为应从立法、司法等方面重新审视现有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制度，促使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职能真正回归其应有的公权监督定位，在民事诉讼框架内坚守检察机关公益本色，从而推动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身份回归。

简介：在中国刑法学日益体系化、精细化的时代,数额犯之数额的犯罪论体系定位问题,角度虽小但至关重要而学界又观点不一。数额之客观处罚条件说由于走向了使数额脱离主观认识、明显违背责任主义的极端,而无法取得令人信服的效果;数额之构成要件要素说不能使作为舶来理论的教义学方法与我国刑法具体规定有效结合,对于解决中国刑法语境下的具体问题显得力不从心;数额之可罚的违法性说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得心应手,为数额之体系定位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方案,但尚需进一步对其进行论证。处理该问题的思路是：引鉴日本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以藤木实质处理构成要件说为原则,在数额犯的情况下例外采取佐伯说形式看待构成要件的观点。如此,既以教义学方法为依托,对传统阶层体系及理论做出轻微调整、本土改造,又实现了以中国刑法具体规定为背景的教义学知识的重构,最终达到数额之阶层犯罪论体系定位的逻辑自洽以及功能自足。

简介：公安部门的基层基础工作都是围绕着情报信息工作进行的,但是,目前我国情报信息工作的现状仍不容乐观,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缺陷。因此,公安院校必须要致力于培养公安院校学生获取情报信息的工作能力。本文通过对公安部门日常工作方式的调查,以及深入了解了情报信息工作在其工作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我国公安院校学生情报信息工作能力的培养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以期能够对公安院校的建设发展尽到微薄之力。

简介：一直以来,国有企业以其管理独特的经营模式、产权构成,在市场经济中进行经营管理,通过民事法律关系实现其特殊的公共性职能,在民事主体中占据一定地位。厘清国有企业民事主体性质问题,对于编撰民法典过程中的民事主体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

简介：上海自贸区的法治建设并不是要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之内重新打造一座'自说自话'的'司法离岛',而必须是一个能够'再嵌入'中国经济、政治生活的'司法前哨'。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将同样内在于人民司法传统中的'开放与参与'纳入全球化的法治视野中来,并借此塑造一种超越意识形态隔阂的司法公共面相;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将上海自贸区建设成为能够赢得资本信任的顶级国际金融中心。

简介：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首次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同年9月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大数据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大数据应用能够揭示传统技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在德日刑法中,根据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行为通常只要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就成立犯罪,就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而对行为的量没有要求,即不存在罪量要素的规定。[1]与此同时,我国刑事立法上却采用了特色鲜明的罪量规定,比如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丢失枪支不报罪中的'造成严重后果',以及滥用职权罪中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关于数额的规定。陈兴良教授指出:'数额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最为常见的罪量要素。'[2]

简介：监狱的功能不旨在让犯罪人接受惩治并将其同社会隔离开来，而在于感化和矫正监狱中的囚犯并使得其能够重返社会。国家在监狱法规思想中应坚持正确对待监狱的刑罚和矫正功能，完善监狱内部运行程序和工作机制，给予囚犯基本的人权保障待遇。在监狱发展方向上一方面让囚犯屈服于法律的权威，防止囚犯之间相互影响，提高监狱监视监督机制，一方面要提高监狱官员和其他相关工作人员水准素养，保障囚犯正常生活水平并完善囚犯救济和感化制度，幕成囚犯勤勉上进的自新意识。

简介：《侵权责任法》第2条采取例示性的立法技术规定了该法的保护范围,同时又保持一定的开放性。但该条并未对较为成熟的权利完全列举,所列举的权利位阶不同、结构失衡,债权是否属于本条所涵盖的民事权益不明,法益所指也有待类型化。在制定民法典时,应修正这些不足。在立法论上,应重视故意与过失的不同,坚持权益区分保护的做法：以类型思维为方法论基础,以权益的性质和价值、过错、行为违法性、损害和因果关系为类型的要素,构建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二元并立、过失侵权五类并存的体系。这样的体系可以消除既有立法的不足,实现对《德国民法典》的取长补短以及侵权法的现代化。

简介：引言2016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大法官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促进法治政府如期建成是当前行政审判工作的重要使命。行政审判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杠杆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支点，影响执政党的根基，关系执政党的形象。行政争议化解到位，就会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反之，则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2016年，既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

简介：我国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情况,既关联着审判实践的法律适用,也成为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运行情况的晴雨表.当前,刑事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的制度落实在影响力、精确性和接纳性上均遭遇了瓶颈,导致刑事案例指导无法真正助力于审判实践.案例指导制度欲突破瓶颈,应处理好典型性与普遍性、抽象性和具体性、强制性和说服性等三大关系,并结合司法理念、司法技艺、机制保障等方面进行完善.

简介：刚刚胜利闭幕的全国两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十三五”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不仅对做好今年工作，而且对做好今后五年工作，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三五”规划纲要，通过民主、法治程序把党的主张变成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奋斗目标。实现“十三五”奋斗目标，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路上的又一座重要里程碑。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同心同德、开拓进取，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