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犯罪竞合处于定罪与量刑的交叉与冲突点上。德国犯罪竞合理论一方面严格遵循行为数即罪数的定罪规则，另一方面又必须贯彻禁止重复评价与全面评价的量刑原则。不真正法条竞合名为法条竞合，却行想象竞合之实，是罪数规则与量刑原则冲突妥协的产物。这导致了德国法条竞合理论内部的体系混乱，以及其与想象竞合之间界限的模糊。在继受德国犯罪竞合理论的过程中，在解决我国刑法所面临的特定竞合问题时，应当回归竞合的基本原则。只有从禁止重复评价与全面评价的量刑原则出发，才能正确理解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区分的必要性，才能正确处理罪量相关的中国式竞合问题。若两罪规定了不同性质与类型的定量要素，即便在定性要素上存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也应按照想象竞合的规则从一重处断。

简介：社会法体系是当前中国社会法学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私法学体系建构方法是构造合理的社会法体系的可行路径。财产理论的进化形成了包含国家间接给付与国家直接给付的社会法二元财产结构,以及以国家给付权与公民受益权为基本分类的社会法权力—权利体系。在此基础上,社会法体系得以演绎出来：社会法的积极自由与实质平等之内在精神体系,通过权利、义务与责任的配置,外化为社会法的二元制度体系。因此,社会法体系是法律价值与法律逻辑的有机统一。

简介：我国现行法将法律行为不发生完全效力的情况三分为无效、可撤销和效力未定。这个体系的问题在于三分法并不全面，内部的区分标准不一致，无效和可撤销时有界限不清、后果不确定的情况。这些问题来自于三分法的历史形成过程。借助历史经验，解决方案是区分法律行为的利益设立和利益实现两个阶段的法律评价，前者判断法律行为是否有效，后者决定法律行为是否具体生效。有效和生效区分符合法律行为的私人自治性质和效力乃是法律评价这两个特点。基于该前提，一方面应简化无效和可撤销概念，使其成为法律行为有效与否的评价后果；另一方面，应该完善不生效力各个类型的研究，以处理无效、被撤销法律行为的后果。

简介：德国的法感情理论最初是为了给一种“反传统的”司法实践寻找一种教义学上的理论支持。这样一种反传统的司法实践是指法官在实务中并没有完全遵循三段论的形式逻辑进行裁判,某些情感因素在裁判中发挥了作用。米夏埃尔·比勒的法感情理论认为,裁判者在司法冲突中,并不总是保持着中立第三方的态度,而是采取了一方当事人的观点。法感情并不仅仅是一种感情状态,它也是一种正义的表达。由于法感情被很好地隐藏在案件判决之中,但是它却对案件的结果产生了一种预先的判断,这种法感情既是隐晦的,又是有些危险的,需要法教义学加以控制。德国的法感情理论能够为反思我国司法裁判基本理念特别是如何处理民意问题等提供有益的参照。

简介：作为保护所有权的一种最重要方式，返还原物请求权旨在应对所有权人（物权人）对物的占有被剥夺的情形，以救济所有权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出现的分离状态，与其他物权请求权一样，它取决于物权本身存在与否。我国《物权法》第34条并未勾勒出返还原物请求权的制度全貌，从法体系观点出发，对该条的理解应当结合占有恢复关系，从而把握返还原物请求权的法律结构和制度内涵。

简介：从比较法上观察，在民法典总则中列举基本原则并不是一种常态。我国《民法总则》对基本原则的列举更多地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立法传统的延续。尽管立法者可能没有明确的意识，但是这种立法例和内在体系的外显、体系融贯性的要求存在紧密的关联。上述两种理论的出现时间有先后的差异，理论基础也有区别，但是共同的目标均是对概念法学僵硬性的克服，从而为法官解决疑难案件提供更多的价值指引。在《民法总则》中列举基本原则只是内在体系外显和体系融贯性追求的第一步，更加重要的工作是对这些原则相互之间的关系、价值排序、可能的动态体系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在随后的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应尽可能地将基本原则的价值理念在具体规则中体现出来，这是实现法典体系融贯性的关键。

简介：正当防卫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制度,更是刑事被告人的行为得以正当化或受到宽宥的重要理由。关于正当防卫的本质,目前西方存在着自主性理论、保护社会-法律秩序理论、权衡利益和选择较小危害理论三种代表性理论,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曾经存在过一种类似西方的＂保护社会-法律秩序理论＂。但是,中国法学界一直没有自觉地和自主地提出一套适合中国的正当防卫理论,甚至没有把＂正当防卫的本质＂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给予充分关注。虽然有个别学者对外国理论做了零星的引介工作,但是仍然缺乏整体上的把握,更没有注意到正当防卫制度和相关理论背后所负载的特定意识形态及其国家想象。通过对西方和前苏联代表性正当防卫理论进行内在分析和比较分析,以期能为充满矛盾的、徘徊中的中国法律理论和实践提供某种反思和镜鉴。

简介：《民法总则》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极具中国特色，其规范构造虽然通俗易懂，但在立法技术上付出了重复立法的代价。下调无民事行为能力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界限，旨在减轻无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先天缺陷。年龄界限下调得越低，越利于缩减这种缺陷。其第21条所作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新增规定，是对未成年人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缺乏深入理解的产物，属于无益有害的立法“创新”。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拟制与未成年人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规定在一个条文中更能揭示拟制制度的规范目的，并有助于消除关于拟制制度的错误理解，然而，立法者却于最后时刻放弃了创新追求。总体而言，《民法总则》在承继《民法通则》的规定上因循守旧之气过重，变革动力和能力明显不足。

简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生态修复制度的完善作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为我国生态修复法律制度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了契机。然而，现阶段我国已有的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建设多是建立在对生态修复概念的混用、模糊甚至是误解基础之上的。无论是立法中把“恢复”与“修复”等同视之，还是司法解释中把生态修复理解为“恢复原状”，抑或是把生态修复与环境修复牵强地组合为“生态环境修复”一词，甚至在判例中针对同一性质的损害结果却判决当事人承担环境修复与生态修复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责任，都表现出法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对于生态修复概念的偏见与困惑。这种对于法律概念的模糊处理，不仅易将生态修复法律制度理论研究引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更会将复杂的生态系统维护问题简单化、功利化。最终很可能导致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建设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渐行渐远。

简介：合理限定过失犯的归责范围是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产生的原因，归责的规范化与实质化是该理论产生的基础。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将归责判断从模糊的生活经验标准转到规范标准上来，对现代刑法归责体系的建构发挥了决定作用，对不法构成要件的成立也有重要限制功能。在这方面，社会相当性理论具有不彻底性，容许危险理论的运作也需要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协助。规范保护目的理论有助于说明过失不法，借助该理论，客观归责理论“重构”了过失犯。确定规范的保护范围，一方面应以规范保护目的为起点，另一方面应与单纯的反射性保护效果划清界限。就规范保护范围的义务基础而言，目前存在形式义务说、实质义务说和规范限制说的争论。对我国来说，在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建构规范限制型的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具有妥当性。在该理论的适用范围上，既要反对以偏概全的“虚无论”，也要反对不切实际的“万能论”。

简介：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制度建设和发展模式为世界瞩目,被视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带一路＂推进过程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只有选择法治化发展道路、构建科学的法治化体系,实现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互动,才能确保＂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构建,应遵循平等互利、规则导向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着眼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大领域：一方面,融合现代国际法、吸纳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最新成果,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特点,创新现有国际经贸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借鉴各国先进法律经验,不断改进并完善我国对外经贸法律制度以及涉外民商事法律制度。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不可或缺,应本着平等协商、谈判解决争端、坚持运用现代国际法规则及公认的国际商事规则、推动＂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司法合作的基本原则,构建一套多层次、立体化、国际机制与国内机制相结合的经贸争端解决机制,从而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稳定性、可预见性的法治环境,为新世纪的全球经济治理树立典范。

简介：近年来,源于德国的结果加重犯直接关联性理论受到我国许多学者的青睐,但其中存在不少的争议与误解。＂直接关联性＂是德国法院从多个判例中逐渐形成的规则,其主要功能在于限制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从＂直接关联性＂出发,德国学界发展出风险关联性理论、轻率关联性理论、基础犯罪的保护目的关联性理论等学说。在当代中国刑法教义学中引进直接关联性理论,需要坚持历史的观点和体系性的思维方式,并将其融入客观归责理论体系中。如此才能既保持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又能保证合理地限制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

简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传统的＂认罪＂案件处理机制有着不同的内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刑事诉讼程序,它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制度化、规范化的体现。其弥补了依据对抗模式而形成的刑事诉讼构造以及以纯正公法理念构建的刑法理论在实现正义与效率方面的不足,具备理论正当性。认罪认罚从宽的重要程序性意义在于实现认罪认罚案件程序运行的从宽、案件繁简分流以及非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构建。分别以认罪、认罚、案件繁简为节点构建多层级的案件分流体系,将有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审判程序层面的落实。

简介：《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在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首次规定了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的免责规则。该规则包括四个构成要件,即救助人出于自愿实施救助行为、受助人处于紧急状态、救助人实施救助行为、救助人的救助行为与受助人的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且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应当解释为仅限于救助人存在一般过失,若救助人存在重大过失则应承担侵权责任。救助人重大过失可以类型化为因救助不当违反注意义务的侵权责任与违反先行行为所产生的救助义务的不作为侵权责任。在救助人因其重大过失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若救助人造成的是受助人新的损害,则与原侵权人各自承担单独侵权责任,若救助人造成的是受助人损害的扩大,

简介：“双被告”制度实施以来,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诉讼压力,由此也带来了制度实施过程中的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为《行政复议法》的修改提出了新的挑战。尽管“双被告”制度缺乏足够的法理支撑,但国家立法层面基于现实的考量推出的这一制度,为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的有效衔接拉开了序幕,为我国行政救济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拟在论述“双被告”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立法初衷的基础上,对复议维持决定的界定、司法审查的对象及举证责任、法院的裁判方式等方面加以分析,以期对相关制度的适用和完善提供借鉴。

简介：当社会的秩序遭到破坏,当国家的主权受到威胁,在此等紧急状态下,行政机关的紧急权力应该依然受法律规范,还是应该具有超越法律的行政特权？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规范主义僵化地把法律规范看作是绝对的、无例外的和至高无上的,这样不具灵活性的进路在应对紧急状态下国家所遇到的现实问题时往往缺乏建设性。另一方面,虽然施米特对规范主义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的观点焊接了规范与现实,存在着严重的绝对主义倾向。在此背景下,很多西方学者采用了一个＂中庸＂的哲学观点：他们在洛克的特权理论中找到了国家面对危机时的灵活性,同时又以洛克的法学理论保障了法治在平常状态下的优先性。洛克的理论既有规范主义的元素,同时又允许紧急状态下行政权力在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扩张,看似两边讨好,其实却存在内部逻辑的不一致与规范上的不稳定。总的来说,这三方的观点均不能为紧急状态下的法治与行政特权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体系。

简介：目前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容易陷入土地公有还是私有这一对立框架的理论迷思当中。基于一种从现实出发的理论解释路径,土地公有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和固定不变的理论预设,而在中国土地实践的历史和现实语境当中呈现出开放性的理论空间。从一种对土地公有制的积极理解出发,可能会支持某种强意义上的个人土地财产权主张,从而使土地公有制和个人土地财产权并不对立。基于詹姆斯·塔利提出的关于包容性权利和排他性权利这一对概念所构造的分析框架,土地财产权不仅呈现出国家所有的＂共有＂维度,而且必须特定化为个人所有的＂个体＂维度。这一对土地财产权的二维解读,不仅深度契合当下中国现实的土地制度设置,也是对中国宪法动态发展中所蕴含的那种财产权观念的一种理论阐释。

简介：经《刑法修正案（九）》修正，采“分则个罪立法模式”的我国刑法中的竞合条款已基本呈现类型化和规模化，即基本形成“从一重处断”条款、“从特别规定”条款和“数罪并罚”条款三足鼎立的局面，这基本扭转了我国竞合（罪数）体系建构“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三元分立表明立法区别对待想象竞合、法条竞合与实质竞合的基本立场。“从一重处断”条款，主要应作为想象竞合犯处置原则之规定，但也可能是交差关系法条竞合和牵连犯等多行为处断一罪之处置原则的表征。对三分的竞合条款的解读也表明，应当以实质的一罪、处断的一罪和实质的数罪为基本框架建构我国竞合（罪数）体系。

简介：商南县疾控中心位于县城长新路中段，占地面积2006平方米，属财政全额拨款正科级卫生事业单位。现设有10个科室．在岗职工33人。承担着全县24万人的各类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卫生监测检验、全民健康教育与促进等主要工作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