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20世纪70年代起,为应对世界文明单一化带来的精神危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的文件(从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的提出到2003年出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它们的出台和实施尤其在国人心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一时间风生水起,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我国由上而下全面展开。但欣喜之余,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热火朝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背后缺乏一个科学系统的理论构架做支撑。保护什么?为什么保护?如何保护?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和学术界尚未有统一认识。体系化、学科化的理论建构的缺席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瓶颈”。
简介:杨匡汉坚决主张本土化—但不是保守的而是开放的,是将他者包客进来,在异与变的碰撞中把本土一些相对稳定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观念重新解读,以形成当代表述形式并对全球化产生的“反冲击”。孟繁华认为传统的批评方法、基本概念、关键词语已被渐次废除,代之而起的是他者的概念群,构成丁当代文艺学发展的两难处境,但经过整合与重建,必有新成果涌现出来。金惠敏认为“回到主体”的对话,其意义仅在于使对话在预设的原始主体的前提上成为可能、而绝不是说在对话中虽身经百战而毫发未损的自我确认。“如果全球化是一种进攻型的帝国主义,那么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中徘徊的则是防御型的帝国主义”。李Jun平认为,“本土化”不如“本土性”确切,因为前者试图“化”一切而显出霸气而后者只是提醒别忘记本土特点因而显得平和一些。“全球化背景”对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问题意味着既要从Universal(世界的、普遍的)角度,也要从Manifold(多样的)或Varied-dimension(多维的)角度,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考虑进去。王钦峰尝试从后现代主义角度解构“本土”,认为“本土化”的号召力是以民族文化的过去为基础的,其情感成份多而理性成分少,它可能把国家或民族推到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林衡勋认为,现当代中国学者文论著作虽多,但大都采用“西方文论在中国”而不是“中国文论在世界”的方式。张喜洋通过解析奈保尔个案,指出,“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文化上的全球性事件,实质是要求多种多样的“本土”文化去参予。杨Yang告诚人们注意“本土化”口号背后可能潜藏的极端民族主义。蒋淑娴强调以世界眼光、本土意识重建当代文论,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一味消解。殷鉴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欧化”实际�
简介:关于文学死亡的话题,已经成为众人激烈争论的焦点。这场遍及全球的争论,映射了文学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但文学终结并非危言耸听的预言,而是一种严酷的现实。本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多丽丝·菜辛,这位88岁高龄的英国女作家,代表了20世纪最后的文学精神。她是一枚被瑞典皇家委员会发现的化石,曾在20世纪中叶成为女权主义文学的激进代表,但其近15年来的作品,却遭到美国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的激烈抨击,认为它们只具有四流水准,完全不具备原创的能力。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诺贝尔奖项中,只有文学奖面临着二流化的指责,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唯一原因,就是文学自身的全球性衰退。这种现状,验证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批评家关于“文学衰竭”的预言。
简介:阎连科在当代作家中是个性甚为鲜明、独特的一个。这种独特性体现在他不会或者说不愿用“常态”来“说话”,而一定要给自身找到某种激情的支撑才好。就阎连科所呈现的文学世界来看,天灾人祸、瞎眼瘸腿、盗棺掘墓、奸淫掠杀等“非常态”事件是屡见不鲜的,它们给小说染上了沉重、压抑和恐怖的氛围,从《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到《受活》,乃至最新推出的《丁庄梦》,皆是如此。事件大都发生在耙耧山脉中那方孤独、贫瘠的土地,听起来犹如久远、酷烈的苦难传说。另外,从阎连科的语言来考察,一种饱含诗性张力的偏执叙述:情绪在高烧、亢奋中前进,几乎把故事烧成了灰。这种形式与内容互为佐证的极端化表达作为阎连科的风格识别,为他赢得了很大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