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中国历史上地主之名始于何时,这不仅是一个孤立的历史悬案,而且牵涉到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国有还是私有的问题。恩格斯说过“在整个东方,公社或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那里的语言中甚至都没有地主这个名词。”(《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四章)这句话常被人们用来证明东方没有土地私有制。这个“东方”如果包括中国在内,那么恩格斯的论断就未必正确了。因为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早就出现地主这个名词。问题是究竟始于何时。不少人认为始于宋代,其根据就是顾炎武的一段话。顾氏写道:“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一亩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主者之所有,耕种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并之徒。宋己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日知录》卷十)其实在宋以前的文献中,“田主”、“地主”的名词已屡见不鲜,竟被这位“好古而多闻”,治学非常严谨的大学问家忽略过去了。大家知道,现存唐代敦煌地契、租典契,以及新疆、甘肃、内蒙发现的契约中,到处可以见到地主、田主等字样。例如:大中六年(公元852)僧张月光易地契,僧张月光子父将上件?
简介:面对这样一个冬天,有人依旧豪情万丈:"逆水行舟方显英雄本色";有人我自岿然不动,坚守"人可以不成功,但是不可以不成人","守土有则,天道酬勤"。这是北京站该主题对话中,让我比较深刻记忆的几句话。而回首对话伊始那个别无选择的假设,感受所有人参与者认真的思索,纵览三地同一主题的交锋,我竟然只剩下想象。我在想,要是在上海和深圳,当时的对话嘉宾会怎么思考这个不要被质疑的假设?若是在北京和深圳,又会怎么讨论发红包的问题?还有那个员工自动降薪,帮助企度难关的案例,北京和上海的专家和干将,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个想象是没有结果的,更没有求证的途径。因为这些身份各异、经历有别的专家和实力战将,或者同时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对话者,也许会因为时间、场合、心境等等的不一样,对于同样的话题表达不一样的观点。不是他们信口雌黄,而是因为人确实会变,好比女人对于自己相貌的永远不满足,习惯思考的人,对于自己观点的修正,也永远难有止步的时候。当然,其中也会有许多已经成熟而固化的东西,但是时过境迁,支撑的某一项又不一样的时候,它们依旧会活跃不休。生命在于运动,其实思想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