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调查程序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中规定的一项准司法程序,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规定的缔约国报告程序、个人来文程序和国家间指控程序具有辅助作用。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制定之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为了审议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巴拿马两国的国家报告,曾成功地对两国开展过调查活动。在起草该任择议定书的过程中,对是否规定以及如何规定调查程序曾发生过一些争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中的调查程序继承和发展了此前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调查程序,并对此后的人权公约中的调查程序提供了借鉴。迄今为止,该任择议定书的20个缔约国中只有4个接受调查程序,比例明显偏低。该调查程序的批准和实施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它毕竟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实施增加了一种监督程序,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提供了潜在的更广泛的保护空间。

简介：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总体水平总体偏低。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提供政策制度支持;发挥城市社区的作用,创建主要依托平台;主动加强学习,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凝聚社会力量,助力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建设。

简介：本项研究通过对成都、上海、义乌三地1318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同样存在着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个体、组织和家庭都是影响冲突的重要因素，其中组织因素的影响最大。

简介：相较各种代驾种类,私人有偿代驾具有个体性、随意性、难控性等特点。该种代驾类型是产生事故赔偿问题的主要群体。私人有偿代驾合同应属于承揽合同范畴,应以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为基础进行交通事故的责任分配与保险救济。公安交管部门应建议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完善代驾行业法律法规、市场管理;定期举行专项交通整治活动及相关业务学习;多媒体、多渠道开展专题宣传教育工作。

简介：＂代汝节＂是嘉绒藏人最为重大的年度仪式,其仪式过程与神话意义所显现的＂神圣历史＂,对于嘉绒历史上王权观念之辨析极为关键。这种介于神圣与世俗之间的王权观念恰是藏彝走廊社会人文特质的一种反映,也是地方封建的文化前提和政治结果。其对反思当代西方学界基于神圣王权而衍生出来＂绝对主权＂之学说,以及基于中国历史现实建构一种更为包容的社会理论,均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简介：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与老一代在就业实践上有着重大差异,其职业流动更为频繁,职业适应也更为复杂。他们在城市传播环境的刺激下,通过不断的职业退出和进入,丰富工作经历、增加职业体验,在经历了这一特殊阶段的职业探索期后,逐渐步入有规律的职业适应期,并进行了一系列以模仿与践行、合作与平衡、疏导与拓展为表现形式的多重传播实践。不管是组织间的职业流动还是组织内的职业适应,均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谋求职业成长的努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职业认同并推动了他们融入城市的进程。

简介：20世纪20—30年代,出于推行本土化政策和掌控乌克兰政局的需要,布尔什维克党在乌实行了乌化政策。作为扩大乌克兰加盟共和国自治权利的重要举措,乌化运动取得一定成就。在乌克兰化运动期间,乌克兰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基本实现本土化,乌克兰文化教育事业取得显著进展。20年代后期,国外的反苏行动使斯大林非常担心与波兰接壤的乌克兰会成为西方国家分裂苏联的前沿地带,乌领导人卷入党内政治斗争以及乌民众对农业集体化的强烈反对使斯大林确信必须收回给予乌的各项自治权利,用高压手段来控制乌的政治局势。到30年代后期,斯大林完全取消了乌克兰化政策。

简介：目前,我市非公企业家队伍中年龄在45岁以下的比例达60%,其中30%左右子承父业,其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与父辈有所不同,呈多元趋势。今年以来,我们从三方面着手,切实增强新生代企业家政治认同感。一是政治上关心。通过不定期举办专题报告、开展集中调研和按计划选派政治培训、组织外出考察等有效方式,积极引导他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自觉把个人成长、企业发展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结合起来,做政治思想素质高、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企业家。目前,全市已有36名青年企业家担任各级

简介：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的均等发展机会和公平待遇，对相关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调整方向是坚持以人为本，在统筹城乡中推动移民融入社会。这种政策调整是在后发国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从中央高层、相关部委到地方党政、用人单位，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有一个认识过程。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与根深蒂固的内在歧视这样的双重樊篱，一些农民工政策调整的幅度和进度只能因时因势而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落实新生代农民工政策，给他们以平等的公民权利，是一种政治选择，也是一种道德正义。

简介：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理论家,恽代英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论战,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他深入考察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中国无法实现工业化的根本原因;他从战略高度论证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本质,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经济分析;他高度评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作出科学构想。恽代英的经济思想极具科学性和前瞻性,奠定了他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简介：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恽代英早期的政治、教育、经济等方面的思想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随着新史料的发掘整理、新方法新视角的运用,推进了这些领域的研究。通过对恽代英研究的综述,有利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简介：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更强，工作中更加注重个人发展，而且职业流动性更强。初次职业是职业流动最基础的跳槽。以初次职业的种类及结束初次职业的原因作为分析的关键因素，纳入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打工经历等因素分析其职业流动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因个人发展因素而结束初次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更大。

简介：以2013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为基础，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后发现，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差异、劳动时间、流动时间等基本社会特征显著影响了他们的收入状况。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随着劳动时间和外出务工时间的增加而增长；单纯从事体力劳动在收入上处于劣势地位；而教育和性别对他们的收入影响不显著，说明现阶段郑州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多集中在一些对文化水平要求不高、男女同工的行业中。

简介：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和农村中的地位和身份具有特殊性。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在经济转型期和社会意识多元化下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非常重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可以使全社会更注重新生代农民工,使他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简介：《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抓基层、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重要指示精神，对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作出安排。选派第一书记的重点范围是：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村，要做到全覆盖。

简介：作为创业者．他只身闯荡香港。白手起家创建了“香港金城营造集团”。业绩辉煌；作为商人，他经营有方，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在香港房地产界声名显赫，曾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铜紫荆勋章；作为一位老者，他心有大爱，情系下一代，在全国19个省、自治区捐建了118所希望小学．捐出的建校及用于发展教育事业的善款近亿元人民币．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授予“爱心大使”称号，有“全国最牛捐资助学老人”之美誉。

简介：196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东欧国家中只有阿尔巴尼亚选择支持中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深厚的友谊。中国方面，除了对阿尔巴尼亚经济资助、政治支持外，还签订了文化援助合同，派遣优秀文化教育工作者到阿尔巴尼亚进行文化支援。本文是对到阿尔巴尼亚教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蒋祖慧编导、教钢琴的陈比纲教授和教授英语的张载梁教授的口述实录。三位文化教育工作者从工作经历、异国印象、与阿方关系、生活娱乐等方面回忆了文化支援阿尔巴尼亚的历史事实与体会感触，从文化层面展示了特殊历史时期两国的“蜜月”关系。

简介：苛内媚外的法律文化在中国古已有之,绝非鸦片战争之后的产物,它与国家主权是否完整并没有直接关系。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政府拥有完整主权,却在涉外活动中长期运用苛内媚外的手段处理问题,洪任辉案以及美国人亨特的著作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苛内媚外法文化在清代登峰造极,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苛内媚外的法文化激化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十分恶劣,使国家与民族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以往的涉外法律史研究,比较重视涉外法律制度构建层面的研究,在涉外法律文化影响研究层面稍显不足。今天的法治社会建设应当以史为鉴,严防苛内媚外法文化的死灰复燃。

简介：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研究这一群体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但鲜有研究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微观日常生活变化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工业化、城市化甚至全球化进程对村庄中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的影响，并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在社会发展与变迁中的作用，结果发现，社会变迁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日常生活。按照韦伯对阶级的理解，这一群体可以被视为中国正在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同时，这一群体通过自发的择校主动向中小城镇转移，推动着城镇化。

简介：现代政治学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种力量基本均衡的社会。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健全社会组织，激发内部活力，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