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矛盾复杂多变,刑事犯罪活动总量大、种类多,犯罪动态化、职业化、组织化、智能化等特征明显,开展侦查合成作战,成为侦查机关转变战斗力生成方式的必要途径。依据启动方式、内容、参与主体、空间范围、形式等不同的分类标准,侦查合成作战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侦查合成作战机制要素众多,类型多元,对其进行类型化研究,有助于理顺合成作战中的角色分工、资源配置、模式运作等问题,有助于提升侦查合成作战的水平。

简介：由于个案实体公正缺乏充分保障,个案程序功能无法全面实现,个案救济制度存在诸多不足,导致疑罪从无案件难以直接解决被害人损失补偿和被追诉人所受损害的国家赔偿问题,难以保障当事人行使参与权与知情权,难以实现疑罪从无处理程序的吸收不满功能,难以实现新证据出现后的个案救济公正。鉴于此,应健全国家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被害人损害补偿机制,以及比例赔偿与定额赔偿相结合的被追诉人国家赔偿制度;应完善程序参与及程序公开制度,全面实现疑罪从无处理程序的多重功能;应坚持利益平衡原则,细化证据不足无罪判决的再审启动标准,设立相对独立的疑罪从无案件处理后再审程序,在兼顾真实与安定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证据不足无罪判决再审程序。

简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目前正受到广泛关注。近日,由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国财政学会合作共建的中国公私合作(PPP)研究院,在成都挂牌成立。这是国内首个PPP研究院。PPP是指公共工程领域政府与非政府主体共赢式的合作供给。这种创新机制有着很多正面效应。首先,面临着城镇化、老龄化带来的巨大公共投入,PPP可以减小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提高财政资金总体使用绩效和政府履职能力。其次,与PPP这样的机制创新相对应,社会公众可以从中受益和得到实惠。PPP可以在政府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把其他的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不仅壮大资金力量,而且可以在运营管理上、绩效上进行提升,风险则达到最小化。另外,这种模式可以让一大批有发展意愿、并适合PPP的企业,打开他们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让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加健全。在我国现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PPP还呼应了现代市场体系运行所要主推的混合所有制。在成都市两会上,PPP模式进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对此,贾康认为,成都可以利用PPP模式来打开空间。在新型产业革命时代,西部有后发优势。成都应该利用PPP模式实现'弯道超车'。

简介：高校师生传统诉求表达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诉求表达方式的低效和诉求表达的利益衰减。诉求表达网络化则实现了诉求流程的简化、诉求主客体地位的平等、诉求主客体交流的互动和诉求反馈的公平。提出诉求表达网络化设计理念，构建诉求表达“四位一体”网络模型并对其实施路径进行探讨。诉求表达网络互动平台的建设实践表明，好的诉求表达机制应该包含良好的信息发布和沟通渠道、依法治校和民主管理的办学理念以及高效而有力的执行过程。

简介：《刑法修正案（八）》首次规定假释决定时需要评估社区影响,但刑事诉讼法并未对此进行规定,实践中,假释决定中社区影响评估机制并未真正建构,可能导致刑法规定流于形式,因此,有必要从申请主体、调查对象、评估标准、调查内容、评估结论及其审查、评估后的反馈与跟踪和评估的推翻与再启动等方面初步建构社区影响评估机制.

简介：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我国目前的地方政府生态责任追究机制的实施存在一定的问题,为此,要强化立法工作,完善政绩考核体系;扩大责任追究范围,形成责任追究体系;重视异体问责,形成责任追究合力;完善程序问责,规范责任追究程序;提高责任追究主体素质,规范责任追究行为等。

简介：近年来，贵州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曹建明检察长关于严防冤假错案发生的指示精神及最高检《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提高办案质量。省院党组多次听取公诉工作汇报，重点解决树立正确公诉工作理念、公诉人员配置、出庭补贴等问题。全省公诉案件质量全面提高，特别是死刑案件质量稳步提升，诉讼监督能力明显增强，守住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公诉底线。2014年提起公诉的生效判决案件，全部为有罪判决，5年来首次实现当年起诉案件“零无罪”；位列纠正遗漏同案犯数、抗诉及法院采纳抗诉意见数三项数据同比全部上升的五个省份之一。

简介：所谓信访代理制就是在群众信访问题上，由代理人与信访人按照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就信访事项签订代理书，之后，代理人代表信访人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诉求，积极协调联络，提出意见建议，力争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并定期向信访人反馈办理结果的一种制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代理人可以代理的事项不包含那些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及已经信访终结的案件，这也是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要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的要求，是对信访代理工作边界的合理限定。

简介：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预防经济犯罪嫌疑人潜逃境外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经济犯罪嫌疑人携带大量资金潜逃境外，严重损害了我国国家形象，给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追逃不如防逃。因此，现阶段有必要加大预防经济犯罪嫌疑人外逃力度，通过人力资源、制度规范、信息技术三个层面的设计，构建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防逃预警机制，达到防逃预警的目的，把经济犯罪嫌疑人拦截在国门之内。

简介：建立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协商民主运行机制,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落实到基层的关键之处。也只有通过健全协商民主的法律制度,才能使协商主体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协商内容得到科学界定,协商程序得到严格规范,协商形式得到丰富拓展,协商成效得到切实提高。

简介：政府需要制定应对大规模恐怖袭击的损失补偿机制。由于商业保险市场无力承担大规模恐怖袭击风险，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可通过公共财政对商业保险公司承保恐怖袭击风险进行支持，并建立起商业保险公司、恐怖风险再保险公司和公共财政多层次的共同分担赔付责任的保险体制。

简介：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是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地区生态协作机制建设，充分发挥不同建设主体的作用意义重大。本文提出了加强区域生态协作机制建设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管理机制、市场运行机制和社会治理机制“三制并举”，并就如何建设三种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如政府方面设立区域生态建设协调管理机构，完善生态法律、法规、规划、执法等；市场方面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排污权交易等；社会方面培育生态文化、社会组织等。

简介：在创新有效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的社会治理目标下，重新审视大调解机制仍具有实践意义。目前，郴州市X县的大调解模式运行成效显著，但存在着行政色彩较浓，调解员保障机制不健全、监督机制缺位等问题。为了使大调解机制长效运行，应当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并且实现调解队伍的职业化与监督机制的一体化。

简介：恐怖袭击已向我国内地城市扩散,内地城市整体防控能力不足,反恐机制建设缺乏顶层设计,因此内地城市开展反恐长效机制建设势在必行。反恐管理机制、反恐预警机制、反恐保障机制、反恐处置机制和反恐评价机制等5个子机制,构成了内地城市反恐长效机制。各子机制能长期、有效并可独立运行。内地城市反恐的长效机制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立法、情报、资金、人才、装备、预案、日常安检、评价等方面改进和完善。

简介：2012年《刑诉法》增设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可用来防范隐形超期羁押现象。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前提在于需要被追诉人处于捕后羁押状态且公安机关尚未变更羁押措施。合并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和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审批程序不足以保证前者效力，可以现有的防范超期羁押的制度保证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效力。目前，侦查羁押期限的监督机制难以切实发挥不当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防范作用，应设立双轨式的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先行审查机制。

简介：南海区域安全的实现及区域合作机制的优势决定了有必要建立南海区域搜救合作机制。虽然国际上的一些公约对合作搜救作了规定,但或因南海周边一些国家没有加入这些公约,或因公约的规定并非强制性的,使南海区域搜救合作机制构建的法律基础存在缺陷。目前南海周边国家在搜救方面已开展了一些合作,但尚不全面,存在临时性及不一致性,为此,有必要通过签订区域搜救合作协议等方式,在搜救责任区的划定、信息交换等诸多方面加强合作。

简介：利益冲突是指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由于公私利益间的矛盾影响其职务行为公正性和廉洁性的境况。“利益冲突是产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当前已是国际共识。国外在半个世纪前就开始了防止利益冲突的研究与实践，很多国家将其作为预防腐败发生的重要手段而广泛见诸立法并得以严格执行，且成效显著。

简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了人才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会议指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再次吹响'人才强国'的集结号。贯彻落实五中全会要求,人才工作必须顺应全球人才流动规律和人才战略发展趋势,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积极构建具有全球视野选才、海纳百川聚才、宾至如归留才的制度体系,不断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

简介：面对农业生产成本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又被进口产品“封顶”的严峻形势，加快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意义重大。要通过有效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助推农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提升，要加快完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体系，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精准指向农业发展的宏观调控新要求。

简介：全球范围内的网络信息政府治理模式可大致归纳为网络自由主义、网络现实主义、网络管制主义和网络威权主义四种类型。我国网络信息的政府治理,宜采取介于宽、严截然不同两级间的“中间型”模式,一方面承认政府治理网络信息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强调政府之干预应恪守严格边界。为此,应从四个方面转变治理理念、创新网络信息政府治理的既有模式：从政府主导到网络企业与行业组织主导;从技术控制到德性善治;从直接强制、堵塞控制到间接威慑、合作疏导;从零散分治到综合协同。还需辅之构建与完善网络信息内容分级制度、实名制制度、行政正当程序制度与主体制度等“一揽子”具体支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