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行为选择受组织内外的合法性压力影响。在组织分析新制度主义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具有组织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监管者的趋同行为在机构内部形成内部合法性;法律法规和公众媒体等形成外部规制与文化-认知合法性。由于监管机构合法性评估主体的不同,产生内外合法性和行为选择的冲突,此时,监管机构会综合内外压力,选择不同的策略予以应对,由此形成组织层面的行动优先序列和最终行为逻辑。本文对理解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现实冲突与困境具有参考价值,且为理解政府其他部门的行为逻辑提供理论借鉴意义。

简介：近日,省纪委下发《关于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从今年1月开始,全省利用6个月时间集中整治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督查检查过多过滥,过度留痕,滥用属地管理,宣传标语口号散滥等5个方面突出问题。实施意见要求,要坚持“谁的问题谁解决”,党委(党组)担负主体责任,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责任,纪委落实监督责任,集中打一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攻坚战持久战。

简介：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伴随非公有制经济由弱到强、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也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从不成熟到日臻成熟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党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及统战工作中进行摸索,既遇到了曲折,也取得了成绩,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的不断扩大,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经历了探索与规范、稳定与深入、丰富与发展、完善与升华等几个阶段,增强了实效性,开创了新局面。当前,梳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发展历程,总结宝贵经验,把握内在规律,对全面推进新时代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简介：针对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以北京市东城区为典型案例,剖析街道大部门制改革的成效。东城区通过整合街道内设机构、下沉执法力量,推进向街道赋权,提高了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属地管理能力。街道大部门制改革也面临一些新问题,需要推进街道党工委组织再造,推进街道工作立法,强化街道办事处的统筹协调和督办职能,推进区政府大部门制改革,完善社区议事会制度,推进街道编外人员规范化管理。

简介：'四个责任制'的创新是上海市浦东新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区的系统集成。本研究采用点面结合方式,调研走访4家牵头部门和10家基层单位,并对全区101家区管单位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浦东新区'四个责任制'工作总体态势良好、基层单位感受度好、普通党员参与度较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形态、过程、内化三个层面分析了以'四个责任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最后,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党建引领和载体创新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简介：不同历史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具有不同的供给主体与路径。基于一个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历史的个案分析,研究发现,单位制时期单一的行政化公共文化供给束缚了居民多元化的公共文化需求。单位转制社区以来,社区文化类“草根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企业搭台、文化唱戏”的兴起,成为弥补单一行政化公共文化服务不足的重要力量。研究认为,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应从行政“独奏”走向与社区“草根组织”、企业“合奏”,形成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供给之路。

简介：最近10多年来,古巴不断更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将闲置的土地承包给个人或合作社,建立非农牧业合作社,扩大个体户和减少国有部门的冗员,是古巴模式更新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三项重要举措。古巴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所提出的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和政策,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探索成果。古巴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有序健康发展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也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符合客观规律。新时代,中国应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体现基本经济制度的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为人类社会特别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供中国方案。

简介：2019年1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促使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秉承“证券制度改革—发行行为合规—监管高效”的改革逻辑,我国各证券市场参与者在注册制试点中应重新审视与建构自身的监管职责:证券监管机构回归到“市场保护者”的角色;证券交易所依照市场发展规律实现行业自律与自我监管;股票发行人的市场义务显著增加;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实现职业化改革等。由此形成一种运行高效且分工明确的证券市场参与者的监管,并着力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职能主义与效率主义的互动”。

简介：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其中变化最大亦堪称最成功的增量事件,非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莫属。其重大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的显性贡献,还体现在由此带给整个社会诸层面的结构性变化。这离不开非公经济人士与国家层面间的有效互动,其中的重要维度就反映在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总的说,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意义居主导地位,但也不可避免存在若干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非公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的当下,如何理解并恰当处理我国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已是一个亟待再考量的重要课题。本文选择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其规制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的二维合法性机制为分析框架,试图对新时代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引导做一些再思考,以期对推进实践发展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