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行政调解中的合法原则是我国各类调解中被普遍接受的一个基本原则。但该原则与调解的制度原理和实践存在内在冲突,有必要重新作出解释。这需要对行政调解的对象——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进行分类讨论。分析的难点是对行政争议进行行政调解时的合法标准。对此,本文从多元正义论、新法律现实主义、实践理性和实质法治主义等角度进行分析,以期确立一个以实质正义、良好社会效果为取向的、动态灵活的新标准。

简介：关于裁量基准制定权限的划分，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做法。从本质上来说，裁量基准是一种同时具有行政自制和规则主义两种属性的新型控权技术。过分提升基准的制定权限，可能与其行政自制的实质属性有所背离，过分放开基准的制定权限，亦可能与其规则主义形式属性有所背离。结合裁量基准的双重属性，较为理性的做法是在同时尊重行政自制和规则主义的基础上，将制定权限确定在省级行政机关以下、县级行政机关以上的闭合区间内加以分配，它本身亦源于行政机关的执法权，而不是立法权。

简介：合意,作为社会协和式交往共同的精神前提和纽带,长期以来被视为大陆法系契约的本质。在形式至上的罗马早期社会,作为伦理上的外在合意仅仅在契约体外运行,尽管形式背后也隐含着内在合意,但契约以唯形式化的样态出现。随着交易中自由的增长,形式日趋式微,当事人之间的信任日益通过去形式化的自由行为彰显出来,通过诚信融通的合意藉助诉权成为个殊化的诺成等契约的结构性要素,合意逐渐从形式的荫翳中得以解蔽,成为罗马契约演进过程中或隐或显的重要坐标。

简介：良好的信用是每个社会成员、企业和单位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针对目前行业存在的诚信缺失、道德水准下降的问题，本文从刑事司法层面，论述规制社会信用，发挥刑法的最后一道防线功能的现实必要性。

简介：本文将对法律文化类型研究代表性人物梁治平教授的观点进行分析评判。众所周知,梁治平教授有关法律文化的观点在前后期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因此,我认为对梁治平的学术观点展开评判之前,有必要对梁治平的前后期学术观点进行梳理。

简介：当前法院文化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不论是深层的精神理念文化、中层的行为文化还是浅层的物质文化,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当前对外输出的法院文化与公众所需要的司法文化以及司法本身的特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错位。主要表现为＂司法公正＂与＂司法为民＂错位,法院及其典型人物之间的刚柔矛盾,法院建筑能指与所指的背离。为此,需要在法院的文化传播中引入CIS战略。

简介：判断环境法上的“代际公平说”是否“虚妄”，既应建立在科学的逻辑论证基础之上，又应建立在法律社会价值的判断与选择基础之上。在社会历史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维度中，“代际公平说”非但不是“虚妄”的，反而更是彰显法律价值精神、实现利益衡量的理论基础。在当下中国环境法治语境中，“代际公平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功能。

简介：公众参与是促进理性形成、容纳各种价值立场并实现行政决策自我正当化合法化的行政程序装置,该装置能否发挥既定的功能,最核心最棘手的问题在于设定和安排合理的参与方式及各种方式的法效力。以建设项目环评的公众参与为例,目前在功能意义上至少有公开说明会、公众意见调查、陈述意见、公听会、公告-评论、公民咨询团体、听证会、参与决定、公众投票等九种方式,其在法效力上呈现递增的格局和＂光谱式＂的排列。但在参与方式选择上,并不是选择效力越高的方式,越能达致理想的参与功能,而应结合各种要素进行衡量,既不能片面地对公众参与的法效力产生迷信,亦不能让公众参与走过场,成为纯粹的合法性＂背书＂,而应将各种公众参与方式塑造成风险沟通和理性形成的程序场域。以上述观点为分析框架,我国环评法制所设定的公众参与方式及其法效力具有参与方式可替代性强、规范内涵不足及双向沟通交流匮乏、反馈性机制不足或者难以落实等特点和缺陷,需通过程序和制度建设予以改进。

简介：历时地看,＂于＂的使用的总趋势是渐趋衰亡,即由＂V＋于＋G＂逐渐向＂V＋G＂演变,但是整个上古时期＂V＋N＋于＋G＂一直存在,不同类型的存在和变化都有各自的原因。＂V＋N2＋N1＂的结构不管N2是否是代词均成立,我们认为这是双宾语结构,不是省略介词＂于＂所致。

简介：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内容,环境问题的公益性决定了检察建议在促进企业及单位及时堵塞环保漏洞、加强环境安全等方面的作用。但由于环境问题的专业性等原因的影响,检察建议存在针对性不强、制作有待进一步规范、反馈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因此,要着力提高检察建议的针对性、规范检察建议的制作和跟踪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使检察建议在环境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简介：网络世界具有虚拟性、公开性等特点,虽不能独立于现实世界,但也有自身的特点。单纯通过解释传统刑法条文,已无法规制和惩罚网络犯罪,宜采用＂渐进的立法方式＂对现行刑事立法进行修正。本文建议,应对公私财物进行扩大性解释,将虚拟物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承认片面共犯的存在,以适应网络犯罪公开性、跨国界的特点;调整刑事管辖的原则,参加双边及国际条约,加强国际司法协助以应对日益猖獗的网络犯罪。

简介：现代买卖法之瑕疵担保责任规则应当将瑕疵概念作为出卖人责任的法律技术连结点，同时扩展瑕疵概念内涵，使其在性能协议的基础上，补充适用辅助性的兜底规则，以此将瑕疵安装、异类物交付和过少交付一并纳入到瑕疵概念之下。保留权利瑕疵的概念，但相应地适用物之瑕疵规则，以此实现法律效果方面的统一。无论物之瑕疵还是权利瑕疵，均统一地以危险移转为准据时点，也就是通常以交付为准据时点。

简介：在风险社会的时代,民众规避风险的意愿影响和引导着刑法规范的立法活动,危险驾驶罪的制定就是其表现之一。危险驾驶罪虽然存在一些积极意义,但在规范层面和司法层面还存在一些没有理清的问题。在规范层面,应当明确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竞合情况的适用规则,在司法层面应当统一司法使用标准以解决现存的困境。

简介：后现代法学的主旨是对现代法学的理论基石予以质疑、批评和创新。其对现代法学的反叛闪烁着环保思想,与当代许多先进的环保理念不谋而合。由此可言,当代环境法并非没有理论基础,而是有强大的理论依托。后现代法学对促进和推动中国环境法治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

简介：每年两会,我们都会听到一些熟悉而热切的声音,有网站整理了一份＂老提案、老议案＂的名单：全国政协委员、北航原校长沈士团曾连续10年提教育经费支出应占GDP4%;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连续8年建言公车改革;全国人大代表、律师韩德云连续7年提官员财产公开;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博导蒋洪连续5年提阳光财政;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工商联副会长王超斌5次提交垄断企业改革提案;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掌门人宗庆后连续5年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

简介：犯罪论体系是刑法知识的主轴，因此，犯罪论体系的去苏俄化是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之关键所在。苏俄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形成过程中存在以皮昂特可夫斯基为首的教科书派和以特拉伊宁为代表的反教科书派之间的观点冲突，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苏俄化，主要是受到苏俄教科书派的影响。对苏俄犯罪论体系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反思性思考：一是分则与总则的关系，这里存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分则性思维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总则性思维的对立；二是违法与责任的关系，这里存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规范论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存在论的区别；三是出罪与入罪的关系，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出罪与入罪经过三重审查：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将那些不具备构成要件的行为予以删除。在违法性阶层，将那些虽然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但不具有违法性的行为予以排除。在有责性阶层，将那些虽然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但不具备有责性的行为予以删除。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构造中，前一要件独立于后一要件，因此每一个阶层的判断都是独立的判断。尤其是在违法性和有责性中，将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予以排除，在入罪过程中实现出罪功能。而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只是论述了正面的犯罪成立条件，把正当防卫等出罪条件置于犯罪论体系之外，因而具有功能上的缺陷。

简介：合作作品就是两个以上的人根据合作协议创作的作品。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并将其贡献融入合作作品的当事人,即为合作作者。合作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判断一件作品是否为合作作品,须考虑三个条件：当事人之间是否有合作协议、当事人是否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并将贡献融入合作作品。不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由两个以上的人共同创作的作品,可能是汇编作品、组合作品或者演绎作品,而不是合作作品。现行《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关于合作作品的规定存在三大缺失：一是忽视了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创作意图;二是将合作创作混同于单独创作;三是用实际创作取代当事人的贡献。2012年3月31日,由国家版权局发布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征求意见稿,基本上维持了现状。针对此,本文提出了关于完善合作作品规定的建议。

简介：本文主要探讨西夏立国后颁布的军律《贞观玉镜将》和继之后颁布的国家法典《天盛律令》中所体现的兵役制度,着重分析、探讨西夏兵役制度的变化和完善,并且指出了西夏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与党项民族的尚武习俗的内在联系,也揭示出西夏较为完备的兵役制度中党项民族的游牧特征。

简介：一、法国传统的危险责任形态《法国民法典》以简洁著称，其侵权行为法领域为第1382—1386条这5个条文所囊括，其中四条很短且自1804年以来一直未变，[1]至今仍是法国侵权责任的“普通法”（droitcommun），也是实质规范法国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的主要依据[2]。

简介：社会管理创新是在法治社会的视野内的社会创新。用宪政思维、创新精神去建设法治体制、更新法治观念、完善法律制度、确立法律规则，才能实现法治建设的历史使命。思考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思维与路径，提出公信力在公权机关解决纠纷机制中的价值问题，权威性在当前调解机制中的定位与价值问题。旨在指出社会管理活动的管与理之分离的现象，提出理是管之本、管是理之术，以理为重的服务才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追求和目的；应当厘清社会管理创新中“管”和“理”的价值位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