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回应民众对于刑事审判的量刑标准和量刑活动的明晰要求而产生的,它具有揭开刑事审判量刑活动神秘面纱的面相,是检察权扩张的表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促使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关于量刑规范的颁布,致使量刑结果可以明确预期,量刑活动得以公开,发轫于追求量刑结果实体公正的量刑建议权却意外地回归到其追求刑事司法效率的本原。

简介：悔罪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人民法院判决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并表达自己的悔罪态度，改过自新。悔罪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使用，其作为从宽处罚情节的依据在于犯罪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的降低以及对被害人、社会所造成的损害进行了弥补。悔罪的表现形式除做出道歉忏悔话语之外，还应当包括积极退赔退赃，挽回损失等外在表现。鉴于我国刑法并未就悔罪的其他表现形式做出明文规定，因此，对悔罪的考察与认定以及对量刑的影响程度要严格把握，防止犯罪人滥用悔罪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简介：当前，我国在毒品犯罪量刑问题上存在着重刑倾向和过度适用死刑的情况。产生的原因和我国的重刑主义传统与毒品犯罪定罪量刑上存在的“唯数量论”等有关。我们应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对相关制度进行调整，严格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

简介：模糊性和因模糊性产生的不确定性是法律的基本特征。法律模糊性内在表现为在法律与道德、法律与宗教的边缘不清,甚至法律内部诸如民法与刑法,行政法与刑法也并非泾渭分明。其外在表现为法律立法语言模糊不清,存在诸多＂半影地带＂,司法判决理由模糊。模糊性给司法带来灵活性的同时,也带来量刑失衡的问题。我国受＂重定罪轻量刑＂的刑法思想影响,加之司法不独立,其人事、财政均受制于行政机关,且司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因而量刑不均衡表现尤甚。为了更好地描述量刑中的模糊现象,根据量刑中存在的模糊性问题,提出基于模糊评价方法来解决量刑失衡问题,以强奸罪为实例,通过对案例进行考察和研究,从中提取强奸案共同的量刑情节和权重值,建立了基于模糊批评方法的量刑系统,实证研究发现,该模糊评价方法能够有效减小量刑失衡问题。

简介：据2004年5月23日《新京报》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某法院创造性地研发了一套“规范量刑软件管理系统”，法官在审判刑事案件时，只需将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输入电脑，轻点鼠标，电脑就会根据相关法律条文对该被告人适当量刑，电脑量刑结果将作为法院判决的重要依据。

简介：试析影响量刑的因素李克非在中外审判实践中，都不乏这样的现象：适用同样的法律，对同一犯罪案件，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法院、在不同的法官手里，量刑结果却不同。例如，美国联邦判决差异协会曾做过一次专门性调查，对同一案件，一个富有的５１岁的无犯罪前科并承认逃避...

简介：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兼具实现刑罚的社会正义与个别正义、权衡量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重要价值，同时，量刑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也会带来擅断裁判、机械裁判、司法腐败等负效应。因此，如何规范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便成为了一个世界性课题。美国的《量刑指南》对规范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对我国量刑规范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性。在我国现有的法制环境下，我们量刑规则的制定应坚持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先粗疏后精细的原则．在实证分析既有判例和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与我国法律制度相适应的量刑模式。

简介：对我国量刑建议采纳情况的实证分析表明：尽管法官群体对量刑建议的主观评价不高，但其客观上确实对法官量刑产生了实际影响，表现为量刑建议的刑度上限对法官量刑发挥了“天花板作用”，同时，在量刑建议刑度范围内的量刑呈现“轻刑化”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量刑建议高采纳率与准司法化量刑建议形成机制、协商式量刑建议采纳机制等机制性因素有关，侦查决定型、案卷笔录中心的诉讼构造和报应刑为主的并合主义刑罚理念则是根本因素。应当以量刑程序正当化为目标，对量刑建议采纳机制的非诉讼化、采纳标准的结果主义进行改造。

简介：<正>刑罚裁量（Strafzumessung）,或称量刑,是法院用以确定犯罪行为法律后果的裁判活动,在一般意义上包括选择刑种、确定刑量、决定缓刑等内容。[1]量刑概念的外延可能因立法体例的不同而在不同司法辖区之间存在差别,如在采刑罚与处分双轨制的国家和地区,决定处分的种类与期限也属于最广义的量刑[2],而中国语境下,广义的量刑还包含了决定是否免于刑事处罚以及选择法定刑档次。[3]量刑概念的核心含义,

简介：原则　　少年案件量刑不平衡的问题,　　应当强调的一个具有少年案件特性的量刑原则是,对少年案件的量刑

简介：量刑证明是刑事诉讼中运用量刑证据证明量刑事实的活动。‘‘以侦查为中心’’的司法模式违背诉讼规律，量刑证明难免虚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模式遵循诉讼规律，要求量刑证明必须走向实质，以保障量刑公正，助推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量刑证明从形式到实质的嬗变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步伐应当坚定。需创造量刑证明走向实质的基本条件：预置程序空间载体、夯实证明基础、明晰证明要素环节、形成证明主体正确的价值观。

简介：刑法体系中预防因素地位和功能的变化使责任阶层与量刑的关系发生深刻的变革。责任概念的内涵经历了从纯主观的原始设定到去主观化和规范化、再到现代社会下的实质化的演变过程,从而在原有的责任阶层中判断责任和预防。量刑层面的各个理论也判断责任和预防,并且预防在量刑中起着愈发重要的作用。由于责任阶层和量刑在判断内容和发挥功能上的一致性,以及犯罪论责任和量刑责任不需要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犯罪论中的预防本身从刑罚论而来,从而可以将责任阶层与量刑结合为需罚性的阶层,应罚性与需罚性的关系亟需重新调整。考察责任阶层与量刑的关系对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量刑情节的冲突问题研究量刑情节的冲突，是指在同一刑案的数情节中，一个或数个情节是趋重的，另一个或数个情节是趋轻的，因而导致的量刑情节在适用上的抵触问题。对此究竟作何处理，我国目前既无立法规定，也无司法解释。一、学界关于处理量刑情节冲突问题的观点（一）...

简介：<正>伍柳村、左振声在《法学研究》1989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民愤不能作为量刑的依据,其主要理由有:1.“民愤论”没有理论上的依据。首先,按照刑事责任的原则,犯罪者只应就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刑罚严厉程度的差别,也只能从犯罪者本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中去寻找依据。犯罪者不应对自己行为以外的情况或事实——“民愤”的大小承担刑事责任,作为加重犯罪者的刑罚的重要依据,否则,就违反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其次,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消除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因此,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从根本上讲,应该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作为刑罚权主体的国家,对犯罪者是否适用刑罚,以及

简介：量刑活动基本上可以分疏为两条路径：量刑规范化和量刑个别化。“和而不同”恰是对量刑活动之量刑思想的精当概括。其中，“和”是量刑规范化的思想指向，“不同”是量刑个别化的思想指向。体现“和”之意蕴的量刑规范化与体现“不同”之要旨的量刑个别化共同筑成体现“和谐”意境的量刑机制。

简介：近年来,特别是在裁判员制度的推动下,量刑理论成为日本刑法学中的一项重要课题.为实现量刑科学化的目标,日本的量刑理论不仅需要基于犯罪论、刑罚论的立场构建量刑解释论的基础框架,还必须结合裁判员制度下的量刑实务,解决量刑事由的确定以及裁判员、被害人对于量刑的影响等现代课题.

简介：审判公开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作为法庭审理的一部分，法官量刑一直处于封闭状态，控辩双方和被害人基本上被排除在量刑过程之外且很难预测量刑结果，更难以对量刑的过程进行监督。强调量刑公开，是要通过公开的量刑机制，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司法腐败和权力滥用，实现诉讼公正。顺应我国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现实需要，把量刑纳入到公开的法庭审理程序中，改革人民法院封闭的传统量刑机制，充分发挥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权，建立被告人方量刑答辩制度，同时赋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参与量刑程序的权利，使量刑程序成为法官、追诉方、被告人方和被害人四方都参与的过程，从而实现量刑公正和程序正义。

简介：量刑权属德沃金言下的弱自由裁量权，具有实现个案事实与刑法规范无缝对接彰显社会正义与保护人权的价值。量刑虽是一项具有浓郁能动司法色彩的活动，但量刑权的行使却不能简单基于正当、合理的名义。而是首先应遵循一套实体规则，这个实体规则以责任刑法为价值基础，背靠法律人经验，思维步骤符合认知规律且历经实践检验；同时为确保实体规则得以一体遵循，还须设置和运行量刑程序，最终促使法官判罚说理，重树司法信度和效度。

简介：由作为规则适用者的法院制定量刑的规范化规则（即量刑指南[3]）,关于量刑规范的制定,量刑实体规范的明确化同时也是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进一步限制

简介：情节在案件事实与证据之间起到很好的中介作用，狭义的量刑情节证据是反映犯罪人主观恶性程度和犯罪行为前后情况的事实材料。廓清行为事实与行为人因素基本界线，对侦查取证工作及后续的诉讼活动均有实践指导意义。侦查取证应当遵循以事实为根据、客观全面、主动取证、自由证明的基本规则。量刑情节的侦查取证工作思路：在取证渠道上主要围绕犯罪嫌疑人展开；在取证内容上相对精细化；在取证方法上注意引导案件当事人与法律合作；在侦查终结阶段重视量刑情节证据的移送工作；在起诉审判阶段积极配合公诉机关补充量刑情节证据，必要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建立与司法部门的常规沟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