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分析乳腺癌患者化疗期间恐惧、出院准备度、家庭功能、生命质量的现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恐惧、出院准备度和家庭功能对其生命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乳腺癌生命质量测定量表（QLICP-BR）、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oP-Q-SF）、出院准备度量表（RHDS）和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APGAR），对2019年1—7月山西省肿瘤医院就诊的274例乳腺癌化疗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乳腺癌化疗患者生命质量总分为（137.78±21.66）分；复发恐惧总分为（34.61±12.36）分；出院准备度总分为（95.57±18.83）分；家庭功能总分为（7.53±2.66）分。结构模型显示:恐惧、家庭功能和出院准备度均对生命质量有直接预测作用，直接效应分别为-0.468、0.331和0.509（均P<0.01）；恐惧通过出院准备度的中介作用对生命质量有间接负向预测作用（β值为-0.127，P<0.01），家庭功能通过出院准备度的中介作用对生命质量有间接正向预测作用（β值为0.124，P<0.01）。结论恐惧、出院准备度、家庭功能是乳腺癌化疗患者生命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恐惧和家庭功能亦可以通过出院准备度间接影响生命质量。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侵袭性思维与心理困扰在肾移植受者疾病进展恐惧感和生命质量间的链式中介效应，以期为临床针对肾移植受者实施有效的心理干预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2019年1—5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随访的312例肾移植受者，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疾病进展恐惧简化量表、事件影响量表的侵扰分量表、心理痛苦温度计以及简短生命质量量表对其进行调查。运用Mplus 8.3软件构建多重中介模型并进行验证。结果本研究最终纳入296例肾移植受者，生命质量心理健康得分为（49.58±8.97）分，躯体健康得分为（49.90±9.17）分。疾病进展恐惧感、侵袭性思维、心理困扰与生命质量的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均呈负相关（r值为-0.453～-0.401，P<0.01）。疾病进展恐惧感对生命质量的中介效应成立，总的中介效应值为-0.273，其中侵袭性思维的特定中介效应占46.52%，心理困扰的特定中介效应占41.76%，侵袭性思维与心理困扰在疾病进展恐惧感和生命质量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占11.72%。结论肾移植受者的侵袭性思维与心理困扰在疾病进展恐惧感和生命质量间的链式中介成立。临床工作人员在关注患者疾病恐惧感的同时，应注重评估患者的侵袭性思维和心理困扰，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以减轻疾病进展恐惧感对生命质量的影响。

简介：摘要：药品质量风险管理反映在特定过程的药品开发，制造，销售，临床使用和运输的整个过程中。此类控制符合最新的GMP认证要求，也是确保药物状况的有效性和持续稳定性的最佳方法。本文详细介绍了制药企业的质量风险管理，供相关人士参考。

简介：摘要目的比较1型糖尿病（T1DM）和2型糖尿病（T2DM）患者低血糖恐惧感和生活质量的差异。方法采用多中心目的抽样方法选取2019年2至8月于天津市三家三级医院内分泌科就医的T1DM（21例）和T2DM（269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156例（53.8%），女134例（46.2%），年龄（55.12±9.54）岁。对纳入的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低血糖恐惧-忧虑量表（CHFSII-WS）、健康生活质量调查量表（SF-36）和世界卫生组织五项身心健康指标（WHO-5）。计量资料比较采用Kruskal Wallis H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²检验。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T1DM与T2DM患者低血糖频次及低血糖类型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80.648，P<0.05；χ²=118.856，P<0.05）。T1DM与T2DM患者CHFSⅡ-WS、WHO-5、SF-36中的生理功能（PF）、躯体疼痛（BF）、总体健康（GH）、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心理健康（MH）、健康变化（HT）维度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经历不同类型低血糖症状的糖尿病患者在CHFSⅡ-WS、SF-36的PF、SF、HT维度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分型、WHO-5评分、性别、精神健康、定期监测血糖、经济情况为低血糖恐惧感的独立影响因素（偏回归系数为-1.621、0.027、0.407、-0.010、0.479、-0.226，均P<0.05）。结论T1DM患者的低血糖频率、严重程度和恐惧感程度比T2DM患者更高。低血糖在增加低血糖恐惧感的同时还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认知行为疗法对类固醇性糖尿病患者低血糖恐惧感及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为临床提供参考。方法将2018年8月至2019年10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76例类固醇性糖尿病患者按照入组时间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38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试验组在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实施为期8周的认知行为疗法。干预前和干预8周后，采用中文版低血糖恐惧调查-忧虑量表（CHFSⅡ-WS）和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SDSCA）评价2组干预效果。结果2组干预前的CHFSⅡ-WS、SDSCA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8周后，试验组担忧畏惧得分、CHFSⅡ-WS总分为（6.61 ± 1.66）、（8.75 ± 1.73）分，低于对照组的（7.60 ± 1.44）、（9.69 ± 1.7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为2.678、2.247，P<0.05）；试验组SDSCA中的饮食行为、运动行为、血糖监测行为、用药行为得分分别为（20.36 ± 1.91）、（11.86 ± 2.27）、（7.19 ± 1.56）、（6.86 ± 0.99）分，高于对照组的（18.51 ± 1.50）、（9.89 ± 2.29）、（5.71 ± 1.45）、（5.31 ± 1.1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为3.644~5.983，P<0.05）。结论认知行为疗法能缓解类固醇性糖尿病患者低血糖恐惧，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行为。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认知行为疗法对类固醇性糖尿病患者低血糖恐惧感及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为临床提供参考。方法将2018年8月至2019年10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76例类固醇性糖尿病患者按照入组时间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38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试验组在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实施为期8周的认知行为疗法。干预前和干预8周后，采用中文版低血糖恐惧调查-忧虑量表（CHFSⅡ-WS）和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SDSCA）评价2组干预效果。结果2组干预前的CHFSⅡ-WS、SDSCA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8周后，试验组担忧畏惧得分、CHFSⅡ-WS总分为（6.61 ± 1.66）、（8.75 ± 1.73）分，低于对照组的（7.60 ± 1.44）、（9.69 ± 1.7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为2.678、2.247，P<0.05）；试验组SDSCA中的饮食行为、运动行为、血糖监测行为、用药行为得分分别为（20.36 ± 1.91）、（11.86 ± 2.27）、（7.19 ± 1.56）、（6.86 ± 0.99）分，高于对照组的（18.51 ± 1.50）、（9.89 ± 2.29）、（5.71 ± 1.45）、（5.31 ± 1.1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为3.644~5.983，P<0.05）。结论认知行为疗法能缓解类固醇性糖尿病患者低血糖恐惧，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行为。

简介：摘要：注射剂因其稳定可靠的疗效被广泛运用到疾病治疗中，但任何事物都有利与弊。虽然注射剂有起效快疗效好作用好等优点，但它也带来了一些在使用过程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最典型的就是热原反应。为确保注射剂在使用过程中带来的不良影响影响最小，我们不得不在注射剂生产过程中严格把控产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本文就注射剂生产制造质量管理方面提出一些参考。

简介：摘要：在制造过程中注重质量控制（以下简称“质控”），可以确保药品得到坚实的质量保障。要想在制造过程之中落实好质控工作，药品生产企业应秉持依法、守法的生产原则，打造健全的质控体制，确保药品在制造生产不同阶段都能够得到质量保障。同时，还应重视对制造人员的培养教育，保证制造过程能够全面按照相关要求或标准有序进行。本文从质控层面对提升药品在制造过程开展探究，以供参考。

简介：【摘要】中医作为我国传统医学，中药作为中医治疗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对促进人体健康的恢复具有重要价值。中药制药从当下行业发展来讲，中药制药工艺较为粗制且生产设备相对落后，甚至部分药物制造依靠人工，这也就导致中药制药行业生产水平较低，严重影响着中药制药行业的发展。智能化、自动化作为当下制药行业的主要发展趋势，为提升中药制药行业发展水平，文章就中药制药实现智能化制造的措施进行分析，以此推动我国中药制药行业的转型发展。

简介：摘要目的调查某汽车制造厂工人高频听力损失情况及影响因素，为噪声作业工人职业卫生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于2019年3至7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某汽车制造厂2 647名工人为研究对象，对其个人基本情况（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身高、体重等）、耳疾史、爆震史、耳毒性药物接触史和职业性噪声接触史等进行问卷调查及职业健康检查。利用χ2检验比较不同人群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利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高频听力损失的影响因素。结果2 647名工人个体噪声声级为75.0~92.0 dB（A），平均为（84.14±2.47）dB（A）；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为17.2%（456/2 647）。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龄、噪声接触水平、糖尿病史、爆震史、吸烟和饮酒工人的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年龄≥30岁、吸烟和接触噪声是工人发生高频听力损失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汽车制造厂工人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较高，性别、年龄、吸烟和噪声均为工人高频听力损失的影响因素，应加强工作场所噪声治理，引导工人选择健康生活方式。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糖果制造企业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职工的健康状况，验证噪声对心血管和消化等系统的非特异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噪声和粉尘对职工健康的联合作用。方法于2019年选取广州市某糖果厂564名职工为研究对象，根据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将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101人）、噪声接触组（272人）和噪声粉尘联合接触组（191人），按照GBZ 188-2014《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对职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按性别、年龄和工龄对血压、常规心电图、肝功能和双耳纯音听阈等指标进行分层分析。结果对照组、噪声接触组和噪声粉尘联合接触组作业人员听力异常率分别为12.9%（13/101）、24.6%（67/272）和36.1%（69/191），呈明显的递增趋势（P<0.05）；与对照组比较，噪声接触组和噪声粉尘联合接触组作业人员心电图、血压异常率和脂肪肝检出率均明显升高（P<0.017）；男职工的听力异常率和脂肪肝检出率在三组间存在递增趋势（P<0.05）；40~49岁职工的听力和血压异常率存在递增趋势（P<0.05）；≥50岁及工龄<10、10~19年职工的听力异常率存在递增趋势（P<0.05）；工龄≥20年职工的心电图异常率和脂肪肝检出率存在递增趋势（P<0.05）。结论噪声是糖果制造企业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可能与心血管和消化系统损伤有关，同时粉尘对噪声导致的听力损失可能有加强作用。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2017至2019年武汉市部分汽车制造业工人职业噪声接触及其听力损失情况。方法于2020年5月，采用横断面方法选择2017至2019年在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体检的部分汽车制造业工人3 948人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并进行噪声检测和纯音听阈测试，而后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调查对象中听力损失率为3.24%（128/3 948），其中高频听力损失有101人，诊断为职业性噪声聋有27人。既往有接触噪声工人听力损失患病率明显高于无既往接触噪声工人（12.10%、0.96%，P<0.05）。职业性噪声接触为<80 dB（A）、80~<85 dB（A）和≥85 dB（A）的工人听力损失率分别为1.83%、2.69%和5.09%；高频听力损失率分别为1.60%、2.05%和3.71%；职业性噪声聋患病率分别为0.23%、0.64%和1.38%；不同职业噪声接触工人的高频听力损失和噪声聋发病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职业性噪声聋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使用防护用品与不使用防护用品汽车制造业工人听力损失率（2.88%、4.45%）和职业性噪声聋患病率（0.46%、1.4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职业噪声接触<80 dB（A）的工人比较，职业噪声接触≥85 dB（A）工人发生听力损失的风险增加3.16倍（OR=3.16，95%CI：1.44~6.95，P<0.05）。与使用听力防护用品的工人比较，不使用听力防护用品的工人听力损失（OR=1.96，95%CI：1.25~3.06，P<0.05）和职业性噪声聋（OR=3.46，95%CI：1.51~7.96，P<0.05）的发病风险明显增加。结论汽车制造业工人听力损失发病风险与职业噪声接触和个体听力防护用品使用密切相关。良好的听力防护可以降低职业性噪声诱导听力损失和职业性噪声聋的风险。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噪声接触对汽车制造业工人不同频率听力的影响。方法采用判断抽样方法，于2018年4至7月以广州市某大型汽车制造企业4 723名噪声作业工人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0.5、1.0、2.0、3.0、4.0和6.0 kHz的纯音听阈测试，分析不同频率听力损失特征及其与噪声作业工龄的关系。结果噪声作业工人总体听力损失检出率为29.8%（1 406/4 723）；其中，双侧听力损失检出率为21.2%（999/4 723），单侧听力损失检出率为8.6%（407/4 723）。单侧听力损失中，右侧检出率高于左侧（P<0.05），尤其是6.0 kHz（P<0.001）；语频听阈提高检出率为1.9%（90/4 723），高频听阈提高检出率为28.9%（1 366/4 723）。左侧和右侧听阈提高的检出率均随频率的升高而增加（P<0.001），均以6.0 kHz听阈提高的检出率最高。左侧0.5 kHz的听阈高于右侧相同频率听阈（P<0.05）。作业工人听力损失检出率随噪声作业工龄的增加而增加（P<0.001），且3.0、4.0和6.0 kHz听阈提高的检出率均随噪声作业工龄的增加而增加（P<0.001）。结论噪声作业工人听阈提高以6.0 kHz较为明显，右侧较左侧易受损，噪声作业工龄与高频段听力损失存在剂量-效应关系。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广州市某汽车制造企业男性噪声作业工人高频听力损失状况及危险因素。方法于2020年2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2018年广州市某汽车制造企业暴露于噪声作业3 486名男性工人，经筛选最终选取2 608人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纯音听阈测试检查、噪声接触水平检测及问卷调查，计算累积噪声暴露量（CNE），应用χ2检验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各因素与高频听力损失发生的关系。结果噪声作业工人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为34.20%（892/2 608），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婚姻状况、接噪工龄、噪声接触等效A声级、CNE、上班工作制及接触电磁辐射情况在两组工人中的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年龄、CNE、接触电磁辐射是高频听力损失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三班两倒工作班制相较于白班制是高频听力损失发生的保护因素（OR=0.523，P<0.01）。结论汽车制造企业噪声是接噪作业人员高频听力损失的主要影响因素，企业应加强工作场所噪声治理，改善电磁辐射作业环境，实行科学健康的工作班制。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山东省汽车制造企业职业病危害现状。方法于2019年2至5月，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以山东省20家汽车制造企业为调查对象，进行现场职业卫生调查，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点和个体接触水平进行检测，并分析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结果20家汽车制造企业中，小型企业13家，中型企业4家，大型企业3家；工作场所苯和甲苯检测结果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电焊烟尘、锰及其化合物和二甲苯超过职业接触限值。工作场所空气中电焊烟尘短时间接触浓度（CSTE）最大值为24.23 mg/m3，超标率为11.0%（16/146）；作业人员电焊烟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CTWA）最大值为10.60 mg/m3，超标率为11.0%（8/73）；工作场所空气中锰及其化合物CSTE最大值为0.879 mg/m3，超标率为9.2%（11/120），作业人员锰及其化合物CTWA最大值为0.175 mg/m3，超标率为5.7%（4/70）；工作场所空气中二甲苯CSTE最大值为230.00 mg/m3，超标率为3.9%（2/51），作业人员二甲苯CTWA最大值为70.40 mg/m3，超标率为3.6%（1/28）。4 775名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中，疑似电焊工尘肺38人（0.80%），疑似锰中毒27人（0.57%），疑似低浓度苯及苯系物慢性中毒31人（0.65%）。中、小型企业作业人员疑似职业病检出率较高，分别为2.86%（30/1 048）和4.51%（51/1 132）。不同规模汽车制造企业作业人员各疑似职业病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山东省汽车制造企业焊接作业岗位的电焊烟尘、锰及其化合物和喷漆作业岗位的二甲苯接触水平超标较严重，应加强职业卫生工作的监督管理，改善作业环境，保障焊接及喷漆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

简介：摘要目的调查木质家具制造业和纺织业工人职业性噪声接触特征及其分布状况，为我国噪声源数据库建立和噪声危害防控提供基础依据。方法于2020年3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木质家具制造业和纺织业共653名工人作为调查对象，进行一般情况问卷调查，测量噪声接触特征指标，分析不同行业和工种的8 h等效连续A声级（LAeq，8 h）和峰度等变化。结果作业工人噪声接触LAeq，8 h为（91.2±6.9）dB（A）,峰度中位数和峰度均数分别为37.0、105.0。84.1%（549/653）的工人LAeq，8 h≥85 dB（A），49.0%（320/653）、68.5%（447/653）的工人峰度中位数和峰度均数>10。纺织业工人LAeq，8 h水平高于木质家具制造业，而峰度中位数和峰度均数低于木质家具制造业（P<0.01）；织布工和纺织工LAeq，8 h较高，枪钉工峰度指标较高（P<0.05）。作业工人峰度中位数与峰度均数呈正相关（r=0.80，P<0.01）；木质家具制造业工人LAeq，8 h与峰度中位数和峰度均数均呈正相关（r=0.33、0.35，P<0.01）；纺织业工人噪声接触LAeq，8 h与峰度中位数和峰度均数均呈负相关（r=-0.45、-0.40，P<0.01）。结论LAeq，8 h和峰度等噪声接触特征指标的行业和工种分布差异较大，多指标联合测量有利于全面评估噪声接触及其健康效应。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行业工人噪声接触水平及其健康状况，为指导和实施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于2019年1至12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在铁路运输设备制造、汽车制造、航天航空器制造企业各选取1家大型企业的噪声作业工人作为调查对象，共2 088人。测定噪声作业岗位的噪声接触水平，并对噪声作业工人进行纯音测听、血压和心电图测量，采用χ2检验和趋势χ2检验等统计方法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工人噪声接触水平超过85 dB（A）占66.9%（1 396/2 088），噪声声级为87.9（84.3~90.3）dB（A），其中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企业工人噪声声级最大[89.9（87.8~91.6）dB（A）]。噪声作业工人高频听力损失、血压异常、心电图异常检出率分别为15.7%（327/2 088）、18.1%（378/2 088）、6.1%（128/2 088）。铁路运输设备制造、汽车制造、航天航空器制造企业工人的高频听力损失、血压异常和心电图异常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企业工人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较高（17.6%，186/1 056），航天航空器制造企业工人血压异常和心电图异常检出率较高（26.3%，169/642；10.0%，64/642）。噪声作业工人高频听力损失、血压异常和心电图异常检出率在不同年龄和工龄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随着年龄、工龄增加而逐渐升高（P<0.05），噪声作业工人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在不同噪声接触水平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总体呈上升趋势（P<0.05）。结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行业噪声危害严重，尤其是铁路运输设备制造行业。长期职业接触噪声会对工人听力及心血管产生不良影响，企业应加强职业健康检查，同时做好个体防护措施，保护劳动者健康。

简介：摘要目的研究通用设备制造业非稳态噪声职业接触对工人听力损失的影响，探究峰度指标应用于评估非稳态噪声致听力损失的可行性。方法于2012至2018年，选择通用设备制造业6家企业的233名接触非稳态噪声的工人作为观察组，另选取纺织和编织类4家企业的237名接触稳态噪声的工人作为对照组。测定每名工人的8 h等效连续A声级（LAeq，8 h），结合接触噪声工龄计算累积噪声暴露量（CNE），并应用噪声峰度对CNE进行调整（调整后为CNE'）；对工人开展基本资料的问卷调查和听力测试。比较两组工人的CNE经峰度调整前后不同水平组内高频听力阈值变化和噪声导致的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变化情况，同时分析比较经峰度调整前后CNE与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工人3 000~8 000 Hz听力阈值在不同CNE水平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NE是观察组工人高频听力损失的危险因素（OR=1.189，P<0.05）；经趋势χ2检验，高频听力损失的检出率随着CNE的增加而增加（χ2趋势=34.415，P<0.05）。在CNE 95~<110 dB（A）·年水平组内，观察组高频听力损失的检出率和高频听力阈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经峰度调整后，在CNE'各水平组内，观察组与对照组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CNE'与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的相关性优于CNE（R2调整后>R2调整前）。结论通用设备行业的非稳态噪声对工人高频听力损失的影响随着CNE的上升呈增加趋势，且较稳态噪声对工人高频听力损失的影响更大；CNE'可用于评估非稳态噪声导致的听力损失。

简介：摘要目的对玻璃钢游艇制造企业化学有害因素进行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探讨改进型综合指数法在工程防护措施整改效果评价中的指导意义。方法于2018年6至11月，以山东省某玻璃钢游艇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职业卫生现场调查，检测工作场所空气中化学有害因素水平，采用综合指数法对其工作场所化学毒物进行职业健康风险评估，计算风险指数（R），并针对综合指数法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提升接触因素（接触浓度/职业接触限值比值）的权重值。对比分析综合指数法和改进型综合指数法的评估结果。结果玻璃钢游艇制造企业工程防护措施整改前工人接触的玻璃钢粉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CTWA）高于整改后（中位数：5.67比1.63 mg/m3，P<0.01）；整改前工人接触的苯乙烯CTWA高于整改后（中位数：62.9比7.3 mg/m3，P<0.01）。综合指数法评估结果显示，整改前后玻璃钢粉尘及苯乙烯风险等级均为中等风险（R=3）。改进型综合指数法评估结果显示，整改前糊制岗位、调胶岗位接触苯乙烯及切割、打磨岗位接触玻璃钢粉尘风险等级均为高风险（R=4），其余岗位接触苯乙烯均为中等风险（R=3）；整改后调胶岗位接触苯乙烯及切割岗位接触玻璃钢粉尘风险等级均为中等风险（R=3）；其余岗位接触玻璃钢粉尘、苯乙烯风险等级均为低风险（R=2）。结论整改前后采用综合指数法评估玻璃钢游艇制造企业玻璃钢粉尘、苯乙烯风险等级无变化，改进型综合指数法评估化学有害因素防护设施整改效果明显。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广州市某汽车制造企业作业人员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MSDs）的检出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于2020年4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择广州市某汽车制造企业7 065名作业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北欧肌肉骨骼疾患问卷》（NMQ）调查其WMSDs患病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研究对象WMSDs检出率为43.9%（3 102/7 065），其中多部位WMSDs的检出率达31.4%；检出率最高的部位是颈部（24.5%），其次是肩部（21.1%）、踝部（2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工龄3~8年、>8年、年龄>30岁、工作每天重复、每分钟多次重复动作、工作姿势不舒适、经常加班和部门人员短缺等是多部位WMSDs的危险因素（P<0.05）；休息时间充足是多部位WMSDs的保护因素（P<0.05）。结论汽车制造企业作业人员颈部、肩部、踝部及多部位的WMSDs检出率较高，不良劳动姿势及不合理的工作组织是WMSDs的主要危险因素，适当的工间休息可以有效降低患病风险，应开展有效工效学干预措施以预防汽车制造业工人WMSDs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