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认识主体是表象者。它以心智对对象作表象。感性纯直观和知性纯粹思维都是作表象。它们是经验性直观的表象和知性的一般概念思维的表象的前提、基底和条件。心智本身作为主体意识就有一种表象能力来保证诸表象的综合统一性,使所综合的表象确定地对应于客体,从而为认识创造了条件,使之成为可能。心智所认识的是物体的表象。表象是对物体的表象,是物体所有的。表象是由心智的结构和机能所决定的,但它们毕竟是这种机能施于物体后而呈现或者说给出的东西。表象又区别于物体本身。物体缘于同认识主体结成认识关系,进入心智的纯直观而被表象为现象,而物体本身独立自在,远比表象丰富。表象对于科学具有表征意义。"科学作为实践"的观念只是引发科学哲学发生"实践转向",不存在"实践科学观"取代"表象科学观"的问题。"表象"和"实践"都是对科学的内涵的把捉。
简介: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在医学研究领域获得越来越多的应用和关注.人体作为复杂的生理和演化系统,具有开放性、不确定性、非线性、多层次性、动态性、突现等特征.从复杂性哲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人工智能医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优势和问题.人工智能医学可以利用海量数据,搜集复杂的特征信息,发掘并识别多种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通过机器学习捕获数据中的复杂与非线性关系,克服还原主义的局限,消除不确定性,提高预测的准确性.疾病过程所体现出的动态复杂性和过程敏感性,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和突现特征,使得人工智能医学对疾病和治疗状态的预测和长时段的预测难以实现.人工智能利用相关性所做的预测,虽然准确,但因为因果解释的缺失和路径依赖,不能直接用于临床上的医学照料,需要医生具身的临床经验和知识辅助判断.治疗的临床情境的重要性与数据化上的困难,也给当前人工智能医学实现从精准预测到有效治疗带来了挑战.
简介:关于名称的描述论和直接指称论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30多年。一种新的名称理论——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SHCD)基于下述语言观:语言是社会性的,约定俗成的和有生命的。SHCD由下面6个论题组成:(1)名称与对象的关系始于广义的初始命名仪式。(2)在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链条上,所传递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描述性信息。(3)被一个语言共同体所认可的那些描述性信息的集合构成了名称的意义。(4)相对于认知者的实践需要,在作为名称意义的描述集合中可以排出某种优先序:某些描述比其他描述更占有中心地位。(5)名称都有所指,但名称的所指不一定都是物理个体,也包括抽象对象、虚构对象和内涵对象。(6)若考虑到说话者的意向、特定话语的背景条件以及相关的知识网络等因素,由名称的意义甚至是其一部分意义也可以确定名称的所指。SHCD简单回应了克里普克对描述论的那些批评以及其他一些逻辑疑难。SHCD与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实际上源自两者在语言观上更为根本的分歧和对立。
简介:权力传承是关乎国运的大事,是政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理问题,是现象学应该研究的现象。《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一书通过现象学的时间观对权力传承进行了新颖独到的论述。通过它所拓展的视野,我们看到权力传承首先是一个原本的时间问题;法家政治将权力实体化、绝对化、现在时化,这种传承几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儒家基于亲子间的原本时间—意义关系,通过礼乐教化来兴发、维持权力传承,这是它破除和取代法家权力传承模式的重要原因;民主制对于君主制的优势在于权力传承中相互共在的时间结构。但是历史和现实也显示民主制在权力传承方面也存在不少需要克服的问题。
简介:儒学在当代中国近30年来有充足的发展,就儒学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显然有贞下起元的趋势。但当前儒学能否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同时挑战,既克制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而又基于理性建立整体的价值观点,既超越个体化的自由任性而又能在群体性中激励个体的创新,应是儒学当今追求的方向。事实上,儒学也面临着存在与发展的困境,这显然是儒学对自身的发展的历史不能有效地掌握,对儒学的反思精神以及本体与宇宙的基础性不能有深切的认识所致。至于与其他传统的哲学理念如何沟通而实现其独特性与独立性,更有待相互认知对等的深化。何以至此?固可以做出诸多解说,但如果未能维护儒学本有的真诚性,又未能持续发展其创生性,在自然有为的生命意义的自觉中,发挥儒学本有的德性精神与实践力行精神,贯注于理论的建设与文化价值的创建,则即有所获也必“既得之,必失之”。海峡两岸儒学发展各有一偏,一为唯识化的心性哲学,一为经学化的政治哲学,加上外来的只着眼于关系主义的角色伦理,构成了当前儒学发展的“三偏”。相应于此的“三正”之说是:相对于心性哲学可以发展更具积极性的生命哲学;相对于经学政治哲学可以论述易学与儒学的交互整合,形成一套向往以德法为本体的政治诉求;同时,可以提出生命责任伦理来规范极易流于表象主义与自欺欺人的角色伦理。
简介:《掌中论》和《取因假设论》是陈那前因明时期的理论探索阶段的两部重要著作,体现了陈那有关认知对象的思想的早期发展。陈那在《掌中论》中引入了“假设”的概念,并在《取因假设论》中详尽剖析了“假设”的本性。在后一著作中,“假设”被认为只有在它与其他假设的关联中才可言说。这已蕴含了陈那晚期“他者之排除”的反建构的意义理论。但由于阿毗达磨佛教的影响,此时的陈那尚未走出假实之辨的理论模式,尚未提出自相、共相的截然两分。此外,陈那的《观总相论颂》首次以“不相离性”来概括语词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因此,可将它的写作确定为《正理门论》和《集量论》之间。通过梳理陈那前因明时期的著作和思想发展,就能说明陈那后来建立的因明一量论体系采取了一种反建构的立场。正是这一思想立场,使佛教因明一量论有别于以往的佛教哲学,成为一个独立、全新的传统,并促成了中晚期佛教哲学的“知识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