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普遍政体形式,民主政制已获得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回溯民国初创之时,虽对具体实施何种政制争论不休,但新生共和国的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却几乎系于民主政制。对此,梁漱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开思考,即从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尊重多数、尊重个人自由等方面解读民主,把民主视为一种精神倾向。他认为民主没有放之四海的绝对标准,只有实现程度的差异,中国民治未成,主要因理与势两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因此,梁漱溟主张个人既要积极参与团体组织,又要服从贤智者的领导而非西洋民主的多数决定,认为这能调和人治与法治的对立,称之为"多数政治的人治"或"人治的多数政治"。由此,他强调落实此种理想,需要政教合一制度,由贤智者领导众人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人生的向上进步。本文将从普遍参与与取决多数、真理与政治、理性与制度、权归于一与权力分立等方面对其民主思想做系统检讨。
简介:哲学本质上就是诠释学。对概念的理解与解释,构成了哲学工作的核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interpretation"通常与诠释学关联在一起,有时甚至就被看作"诠释学"的同义词。然而,在哲学文献中,这个词往往是不同语词的翻译,比如"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Auffassung"或"Auslegung"。虽然作为翻译的结果,这些词都有一个统一的形式"interpretation",但其意义或用法不尽相同,甚至完全对立。从诠释学的视角对"interpretation"这一术语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呼应和补充:语词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用法,也在于对其用法的理解与解释。
简介: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这一术语的主要含义是指,在新逻辑中当矛盾律的有效性被削弱之后,仍要保持一种次于经典逻辑的新的协调性。一般来讲,一个次协调逻辑系统应具备两个条件:1、不协调性,即A和?A部是系统的定理;2、不是过完备的(over—complete),即并非系统内的每一公式都是它的定理。由于次协调逻辑体系允许有意义、有价值的矛盾进入形式系统,并否认矛盾律的普遍性,因此它与数理逻辑和辩证逻辑都有密切的联系。自从1963年巴西逻辑学家达科斯塔创立这门学科以来,已吸引了大批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最近几年又引起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者的极大关注,现已成为国际逻辑学界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将使人们对逻辑科学产生新的理解。在我国,对次协调逻辑的研究还仅处于起步阶段。本文译自巴西逻辑学家阿鲁达(A.I.Arruda)的《次协调逻辑历史发展的若干问题》(‘Aspestsofthehistoricaldevelopmentofparaconsistentlogic’)一文的第二部分,它详细介绍了次协调逻辑发展的历史渊源,这对我们进一步理解这种新逻辑将有很大帮助。
简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在柏林,当时聚集了一大批非常有才华的思想家,其中就有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从某种意义上说,施莱尔马赫的思想最初就是在柏林浪漫派的精神土壤中孕育而生的。正是在柏林浪漫派的深刻影响下,施莱尔马赫完成了早期的精神成长和精神蜕变的历程。如果说与柏林浪漫派的相遇是初次的邂逅,那么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以下简称弗·施莱格尔)的亲密交往则是施莱尔马赫真正加入柏林浪漫派圈子的标志。如果说《独白》一书是对自己早期曾浸淫其中的柏林浪漫派精神的深刻回忆与深入反思,那么《论宗教》的发表则标志着施莱尔马赫精神世界的一次重大蜕变。
简介:存在问题在分析哲学的背景下取得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在“何谓存在”问题上,围绕“存在”是不是个体的属性从而是不是逻辑谓词的争论呈现出三派观点:弗雷格、罗素等从一阶逻辑出发,认为“存在”不是逻辑谓词,而是量词;皮尔士、斯特劳森等结合精致的自然语言分析,认为“存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表达了个体的属性,是一种特殊的谓词;自由逻辑学家则从自由逻辑的角度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何物存在”问题上,蒯因“存在就是约束变项的值”的本体论承诺标准机智地揭示了存在问题的语言学实质。可以说,利用一阶逻辑解释存在问题的方法是比较成功的。如果将弗雷格、罗素的一阶语言扩展到高阶语言,则既能与蒯因的理论连贯一致,又能避免无谓的“存在”本体论纷争。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存在”具有了层次性的特征。掌握一定的逻辑学基础知识,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西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