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一、版本考述《管子》一书,经西汉刘向编订始有定本。在此之前,管氏书甚为流行,韩非《五蠹》篇云:“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宋人叶适也称:“汉初学者讲习尤著,贾谊、晁错以为经本,故司马迁读管氏书曰,详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为整比,乃汉世行书,至成、哀间,向、歆父子论定群籍,古文大盛,学者虽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韩由此稍绌。”(《习学纪言》)汉末,诸葛亮读书隆中“自比管乐”,刘向之定本,似尚较完整,

简介：王引之《经义述闻·周易》之部成就卓著。唯智者千虑，难免一失。通过对《经义述闻·周易》之部中五则辨析经义文字的分析，我们发现其存在四个方面的疏失或缺憾：第一是未明《周易》文例；第二是未明《经》、《传》之差异性；第三是未明汉注术语；第四是未明甲骨文。前二项属于易学之范畴，后二项则为训诂学之领域。可见训解《周易》之不易，即使精于训诂如王氏父子者，亦不能无所疏漏或遗憾。

简介：

简介：是惠栋一生治的结晶,是乾嘉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易学著作,其主旨在于发挥汉易传统.作为引导乾嘉易学发展方向的易学著作,其治易特色可归纳为:尊汉法,以象数解;重小学,以文字、音韵、训诂知识解;贯通群书,纳入多学科以解;追求古义,改易经文等几个方面.

简介：后苍是汉代礼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儒学史上的第一位礼经博士，其学术活动历经武、昭、宣三朝。他制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又校书讲礼，著有《后氏曲台记》。其弟子闻人通汉、戴圣参与石渠阁会议讨论，清代学者辑录的《石渠礼论》有闻人通汉材料七则；弟子戴德遵守其《仪礼》十七篇次第，并致力于丧服研究，著有《丧服变除》，又选辑礼、记等史料编为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有弟子徐良，传徐氏学；弟子戴圣重新拟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并选辑四十九篇《礼记》，有弟子桥仁、杨荣；弟子庆普有弟子夏侯敬及庆成，东汉曹褒传习庆氏礼，并参与朝廷礼制改革。后苍及其弟子的礼学传承，既促进了《仪礼》、《大戴礼记》、《礼记》等典籍的整理、形成和流传，又对西汉后期匡衡、师丹等人的郊庙礼制改革及东汉的朝廷礼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简介：罗钦顺认为《周易》的宗旨就在于“穷理尽性”。《太极述》是罗钦顺在易学上的一个创造,其中讲述了太极之义、太极之全体、太极之妙用,及人物之性、圣学体用之全等问题,建构了一个宇宙万物及人生性命的演化的总过程。

简介：<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向奎教授是造诣深厚、博学善思、富于创造的学者。值此杨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五十五周年之际,笔者拜访了杨先生,请他谈一些研究心得。现将杨先生论学大要摘述如后。(一)在历史文化方面孔子曾经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句话,从中国传统文化角

简介：英国的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韦利（ArthurWaley,1889-1996)均是国际上有影响的汉学家，他们的《论语》译本是英语世界中最流行的译本，本文以“君子、小人”、“克已复礼为仁”、“一贯忠恕”等关键范畴为例，对理雅各与韦利翻译《论语》义理系统作了比较分析，其结论是：理雅各基本上以《四书集注》的义理为依据，而韦利则为清儒的义理为旨归。本文还尝试指出，义理上自成系统，有各自的特色，是理雅各与韦利的译本能够长久行世，又不能完全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简介：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近代中日关系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所呈现的是中国向近代日本的学习热情与日本对古代中国的爱慕情结相互交错之景象。在这一时期,不仅有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有识之士负笈东渡,出现了强劲的赴日＂留学热＂,而且也有不少日本的文人学者来中国游历,出现了一阵来华＂考察热＂。而在诸多来华游历考察的日本人中,有那么几位可以说是带着明治大正时期阳明学运动之余热而冲着王阳明来的。其中高濑武次郎可以说是最早来浙考察阳明遗迹的日本学者,诸桥辙次则是最早考察并记录和拍摄阳明墓的日本学者,而井出季和太乃是最早把王阳明引入时已为日本所统治的台湾的日本人。

简介：汉唐典籍如《说文》《初学记》等征引《逸论语》五则,自王应麟、朱彝尊以来,皆以其为《齐论语》之《问玉》篇,＂问王＂为＂问玉＂之误,已成定论。因其内容、体制与二十篇不同,为张禹所删。《齐论》自班固之后未见典籍称引;现有文献皆无其进入东汉以后传承情况之记录;郑玄校定《张侯论》,参考《古文论语》,并未参考《齐论》,学术史上＂考之《齐》《古》＂之说有误。考虑到著录《齐论》的《汉书·艺文志》实出于刘歆《七略》,而许慎引《齐论·问玉》时已称之为《逸论语》,可以判断《齐论》的亡佚时间当在刘歆之后、许慎之前。许慎编纂《说文》,采用《逸论语》,并未全部注明出处,这有助于我们对《说文》编纂与内容来源的认识。

简介：《春秋》有“义”有“例”。西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其中多发明《春秋》之大义。而东汉何休作《公羊解诂》，自称“略依胡毋生条例”，又作有《文谥例》，以阐发《公羊》之义例，从此治《公羊》之学者，莫不重视“例”。何休重“例”的传统经徐彦疏何休的《公羊解诂》而得以发扬光大，进而在清代常州学派刘逢禄的《公羊何氏释例》那里被推到极致，以至于“何休一刘逢禄”这一谱系几乎被视作公羊之正脉。从另一方面看，历来对徐彦的《公羊解诂》多不重视，学界对该书的评价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