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检察机关的作用不可或缺，而随着《刑诉法》的修改，基层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中简易程序案件占了绝对多数，因此，基层的诉讼制度改革应解决好简易程序的问题。对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我们应着眼于运行模式、主体设置以及庭审模式优化。检察机关内外部的运行模式关系着庭审前侦查工作、强制措施运用、证据审查等全方面的问题；简易程序办案主体的设置，关系到审查起诉工作的主体，出庭支持公诉工作的主体及进行法律监督工作的主体的设置；庭审模式的优化直接关系到建议程序庭审能否达到以审判为中心的效果，均为研究的重点问题。

简介：定罪量刑标准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了明确,其中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1997年刑法规定的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身边人反腐对国家工作人员作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只要其知道“身边人”利用其职权索取、收受了财物,未将该财物及时退还或上交的,即可认定其具有受贿故意，

简介：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一直是知识产权审判中坚持的重要司法精神。然而,就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而言,应当强保护还是弱保护,理论界与实务界可谓是见仁见智。本文从实证数据入手,以我国法院审理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数量、给予刑事处罚的人数以及给予刑事处罚的刑期作为分析基点,反映出目前司法实务中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处罚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扩大化、严重化的倾向。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完善,应当在尊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客体特点的前提下,从注重严刑峻法的威慑力转而强调如何最大限度发挥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之效用,充分考虑刑法的谦抑性特点,分门别类地提高刑事犯罪门槛,辅之以其他的民事赔偿、行政制裁及刑事和解等替代措施。

简介：2012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单设一章置于特殊程序中,更加全面地保障了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诉讼权利。然而,该制度仍然存在诸多司法保护上的缺失,需要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制度的预防阶段、审查逮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服刑阶段以及服刑后阶段等五个阶段进行完善。

简介：隐私保护作为刑事司法活动中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内容，对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法律规定的出台，社会各界都开始高度重视刑事司法活动中未成年人隐私保护问题。本文以刑事司法活动中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必要性和现状为研究视角，就侦查、起诉、审判、犯罪记录封存等司法活动中泄露涉案未成年人隐私的行为提出一些思考和看法，期望能够以此加深对刑事司法活动中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理解，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发展。

简介：县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位。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变迁也深刻地影响了基层法院的刑事司法运作。以龙泉司法档案为样本分析晚清民国时期、建国初期、改革开放至今三个阶段刑事司法场域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期考察近代以来基层刑事司法的变迁逻辑与发展规律。对基层刑事司法治理模式的历史梳理，为现代意义上刑事司法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提供了经验。

简介：在探讨亲属间故意犯罪之外,亲属间过失犯罪如何归责亦值得研究。传统的司法视角一般仅着眼于刑法维度,即斟酌亲属间过失犯罪的归责应受过失犯较低的谴责性、造成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等隶属于刑法范畴的重要因素的制约,而必然对行为人定罪量刑。而极少甚至没有遵循刑事一体化的内涵要求,对亲属间过失犯罪的归责进行刑诉法维度的考察,以刑事和解或相对不起诉处置亲属间过失犯罪案件。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应当对亲属间过失犯罪的归责实现刑法与刑诉法两者的司法协调运行,并将家庭伦理因素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纳入考量范畴,最终作出公平合理的司法抉择。

简介：2015年11月16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举行航运（金融）检察科成立仪式，探索适合司法改革新要求的专业化检察办案模式，系全市唯一实行该办案模式的基层检察院。据了解，该院自2011年成立航运检察科、2013年设立公诉科金融办案组以来，已分别办理航运类案件587件、金融类案件220件。

简介：以我国近20年来发生的18起精神病人重大刑事案件为例的研究发现,精神病人处遇程序呈现出重惩罚而疏于治疗、重案件事实而轻精神状态、重控方意见而轻辩护意见的特点。总体上,程序是一维而非多元,实践运作体现出社会防御与人权保障价值的双重失效。这既有程序内刑事诉讼制度本身缺陷的影响,也有程序外政治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双重挤压及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原因。在明确社会防御与精神病人权益保障相结合的理念的基础上,通过程序内织密刑事司法网与程序外编牢社会救助安全网,有助于改造我国精神病人处遇程序。

简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制度。鉴于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建议建立由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作为委托主体，由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受委托主体开展社会调查的工作机制，规范社会调查内容体系及社会调查员的准入、培训、考核机制，以及互相协作的异地社会调查协作机制等。

简介：在有被害人过错的犯罪中，被害人过错对犯罪人量刑有影响已是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被害人行为的过错程度在超过犯罪人的过错时，甚至会直接导致被害人构成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具体、可操作的被害人过错的适用标准和评价体系，司法人员在考虑被害人过错因素时评价标准不一，无法对被害人过错影响犯罪人刑事责进行精确、公正的定量分析。本文试图从司法实践的具体案例和数据统计分析为切入点，揭示被害人过错在司法适用中的尴尬境地。试分解被害人过错行为的不同类型和层级，把被害人过错因素作为确认犯罪的严重性与刑罚程度间适当关系的工具，将犯罪人和被害人视为互动关系的整体进行系统客观公正的评价，定量分析不同被害人过错对犯罪人定罪量刑的影响，以期对现有罪刑评价体系进行提升和完善，实现一种更加合理和完善的罪刑评价体系。

简介：自行辩护作为人权保障的一项基本制度装置,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然而,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司法实践中被告人自行辩护能力普遍趋弱,自行辩护权利行使频率偏低,自行辩护内容单一,且自行辩护意见被采纳率偏低,自行辩护权并没有被被告人所充分运用;而另一方面,辩护人尤其辩护律师的存在具有重要性,多数情况下辩护人能为被告人提供更有效辩护,且有利于强化被告人自行辩护能力。这种现状的形成,既有制度性原因,也有实践性原因,一般可归因于制度保障不到位、对被告人关注不足、受落后司法观念影响、律师辩护率低下、程序性辩护欠缺、被告人自身能力有限及其对审判消极对待等。为改善这种状况,应当强化辩护权的完整性与自行辩护权的回归,强化对自行辩护的制度激励、引导和保障,强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覆盖率,强化被告人权利告知和程序引导,强化公民法治意识启蒙和教育。

简介：2016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本文对《意见》的内容主旨及其与检察的联系进行了解读，以期对检察工作有所助益。

简介：一、引言:社会理论与刑事法研究现代社会的刑事惩罚在法律理性化、科学性、经济发展等现代性话语下,逐渐在社会公众面前脱离了暴力与过度的认知。刑法解释与刑法教义学的革新、刑事运作的职业化与刑事司法的中立性也加速了刑事惩罚与人类社会原始复仇冲动的区分。不过,文明化进程并没有完全排除暴力的运用,而是使之从道德考虑中解脱出来,服从于理性的计算。[1]在大众媒体的报道中、在对恶性刑事案件的审判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刑罚民粹主义（penalpopulism）包装下的刑事运作的'惩罚性'。[2]此外,刑事惩罚的

简介：司法场域是消解内部形式主义和外部工具主义对立的范式,理想的司法场域应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下的司法运行规律,以及正当程序、程序公开、程序理性和侦控审均衡化的法治理念。本文以司法场域的运行逻辑为视角,以近二十年典型错案的实证考察为切入点,将司法场域作为错案纠预的核心要素,论证我国错案的成因在于司法场域受行政权力支配或影响,在于公检法机关未能实现由传统社会治理工具向现代社会司法控制方式的转化。针对实证考察局限,提出依法治国须纠正错误的司法理念,确立证据裁判主义,克服司法行政化倾向;推动“庭审实质化”,防止正当程序形式化,完善“权利制约权力”等内外监督的多元复合错案纠预机制,以期减少错案的发生。

简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严禁司法人员的欺骗性取证行为,但是有些学者会在研究欺骗性取证的合法性评价的问题时,对该规定予以否定或者架空。将《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解释为刚性的法律规则,是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刑事诉讼法》第50条应被解释成对欺骗性取证予以概括禁止的法律原则,这样可以彰显国家的价值选择、更好地尊重司法经验,也有助于体现刑事诉讼法作为控权法的特性。对《刑事诉讼法》第50条作这种解释,可以为《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54条的合理解释奠定基础。

简介：2016年1月，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快播公司开发的软件被称为“宅男神器”，拥有海量网络用户，加之庭审采用公开直播的方式，控辩双方就“技术中立”等多个问题展开激烈交锋，一时间“快播案”定性问题引起网民激烈讨论。快播公司等互联网企业在性质上该如何定性，其是否应该对存储在其公司服务器中的淫秽物品负责，互联网企业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是刑法需要明确的事项。“技术中立”能否成为免责事由，刑事责任的规定是否会妨碍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的快速发展，也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简介：“福喜”事件再度引发对“危害食品安全行为”刑事规制问题的思考。“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本质经历了从“不符合卫生标准”到“危害食品安全”的变化历程，“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外延既包括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等处于食品生产、销售阶段的核心行为等，也包括保障食品安全机制中的各种失职，渎职行为等相关行为。中国“危害食品安全行为”刑事规制体系呈现出主要依赖刑法典对特定危害行为设置罪名、核心犯罪行为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价值并没有置于首位、实行“严打”刑事政策、鉴定制度不完备等特征。因此，应当以“福喜”事件为鉴，立足于危害食品行为的现状，在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中，兼顾实体和程序，构筑科学全面的刑事规制体系。

简介：2012年以来,湖南省醴陵市检察院紧紧把握成为全省未检工作试点单位这一契机,注重采用柔性化执法、制度化保护、常态化帮教、立体化预防的方式,积极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检察品牌.该院未检工作曾于2013年获评全省检察机关十大优秀创新项目,并于今年6月获评全国“未检工作先进集体”,该院未检科科长唐慧先后于今年获评全国未检工作先进个人、全省最美青年卫士等荣誉.

简介：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司法裁判正当化的直观体现，但刑事诉讼中的判决书说理仍未引起足够重视，并突出表现在技术侦查证据的认定上。通过对现有判决书的梳理，可以发现判决书的说理异常简短，甚至忽视辩护方的争议问题。鉴于判决书说理的重要性，应通过对现有法律体系的解读，寻求初步的刑事司法裁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