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清初秀才蒲松龄(1640～1715年，佛教居士)的代表作《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名叫《蒋太史》(太史是明清翰林的别称)的纪实文言小说，写的是清世祖福临顺治四年(1647)探花蒋超的轶闻趣事，文中洋溢着佛教因缘学说的意味。这些并非出自蒲柳泉先生的杜撰，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蒲松龄与蒋超是同时代人，他的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而不是“妄言妄听，记而存之”(见袁枚《新齐谐序》)。其所以要大量采用鬼狐故事，主要是为了避免清初严酷的文字狱，便于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

简介：轻安：字面上说，轻是轻快，安是安乐，轻快安乐，这种感受大家都有过。但在唯识里面，它的名义更详细一点：所谓轻安，就是远离粗重，调畅身心，堪任修持为性，对治昏沉，转依为业。就是说：当轻安生起时，就没有我们对于身体的粗重感觉，也就是没了贪嗔痴的感觉，

简介：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是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较多学者误以为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仅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而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应是"具体一抽象一具体"的方法,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内在统一。

简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离开瑞金中央苏区后,选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构想,是坚持"北上抗日"路线,依据革命战争发展和变化的进程逐步形成和确立的.在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重温这段历史,对我们坚持历史唯物论,总结经验,着眼现实,解决问题,展望未来,都会有所启迪.

简介：先秦时期的礼乐思想经历了周公＂制礼作乐＂的初创期、孔子＂缀礼正乐＂的定型期、墨子＂非礼难乐＂的失范期、荀子＂论礼释乐＂的再造期四个发展阶段。根据他们对礼乐思想的独特诠释,可以归纳为＂缘德说礼＂＂以仁释礼＂＂因利非礼＂＂援法入礼＂四个不同特点。从周公到荀子,先秦时期的礼乐思想,经历了一个起承转合的逻辑演进,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礼乐观念的基本框架。

简介：货币是马克思在阐述关于人的思想过程中的重要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它与人的存在方式及其演变的关系是一个逐渐明晰的进程。在思想史的层面上，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对马克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他把货币与人的关系理解为一种无机结合，从而对货币的批判也就难以逃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阴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穆勒评注》和《货币》一节中，马克思逐渐认识到货币与人的有机结合关系，从而正确地看到了货币在人的存在方式及其演变中的作用。基于此，我们重新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人学思想进行解读，以进一步勾勒出马克思对货币与人的关系这一主题的整体把握。

简介：近代中国政治改革呼声日益增加,经济结构转型迫在眉睫,思想文化交流范围加大、程度加深,广大先进知识分子在探索治国理政的相关理论时往往首先利用传统文化的合理部分进行理性架构,当这一分析和阐释无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时,他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国外传人的思想,甚至不惜克服艰难险阻去国外求学,考察国外各种文化思潮。作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代表的蔡和森,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民族忧患意

简介：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在他的功利主义理论中提出了苦乐计算法,要求对快乐和痛苦的值进行量的估算,从而较精确地估算出任何一个行动或事件所造成的苦乐倾向,并且最终通过对苦乐估算的结果来让人们选择出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快乐的行动方案,让政府制定出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快乐的政策。但是,他的这一苦乐计算法却遭到了后世一些哲学家们的批评和诘难,自称为边沁继承者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Mill)对此进行了一些反驳,并对边沁的苦乐计算进行了局部修改,将只有量的区别的快乐拓展为既有量的区别又有质的区别的快乐,将其粗糙的'快乐'概念进行了精致化的改造,并提出'幸福'是一个比'快乐'更加丰富的概念。但是,密尔在理论上所进行的这些细枝末节的修改并未将边沁的苦乐计算法从众多的批评中解救出来,在实际的估算过程中,功利主义的苦乐计算法仍然面临着实践的困境。

简介：中国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内容丰富,思想驳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道家的否定人类社会文明和儒家的称颂尧舜、讴歌“三代”的退化历史观;二是以“五德终始”说和“一治一乱”说为代表的循环历史观;三是主张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交易进化历史观,其中,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是儒家的颂扬“三代”的退化史观和“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到了近代,由于社会历史发生了大变动,又受到西方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便转变为近代历史进化论。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派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变易进化历史观,是从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到近代历史进化论的一个中间环节。近代历史进化论的开创者是康有为。他的“三世”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历史进化论的理论体系,但它采取了传统经学的形式。严复的历史进化观则自觉地以达尔文进化论等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摆脱了传统经学形式,更完全地具有了近代的形态。梁启超提倡新史学,鼓吹史学革命,把历史进化论进一步加以系统化,旗帜鲜明地反对了封建旧史学,批判了“一治一乱”历史循环论和其他非历史主义观点。近代历史进化论取代传统的变易史观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其中有批判,也有继承。

简介：7月17日至18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房兴耀主教率团到贵州就天主教民主办教落实情况进行调研,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岳福生主教、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裴军民主教、杨晓亭主教参加调研,"一会一团"秘书处主任周太良教友陪同。调研期间,听取了贵州省天主教"两会一区"负责人就贵州省天主教民主办教落实情况的汇报,并深入贵州教区主教府、遵义市天主教堂、安顺市和黄果树天主教堂进行实地调研考察。17日上午,贵州省天主教"两会一区"召开座谈

简介：3月8日，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汕尾市政协常务理事、市佛协会长释新成法师、省佛协会副会长、汕尾市佛协第二届名誉常务理事释耀智法师在汕尾市统战部名誉常务理事释耀智法师在汕尾市统战部黄英软副部长、宗教科翁汉坤科长，海丰县统战部林木存部长、余鸿辉副部长、宗教科陈鸿亮科长等有关部门负责人陪同下，

简介：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美德伦理学与规则伦理学的对立互竞。这种对立局面导源于对立双方理论动机上的共同错误：单极化企图以及对伦理学限度的认知不足。现实道德生活是多样化的,这就决定了伦理学必须采取多元化的基本概念。因此,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的协同互补将是规范伦理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简介：曾是警官7月16日，暴雨来临之后前，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

简介：18世纪末19世纪初柏林的沙龙代表了沙龙发展史上的高峰。这些沙龙的创办者主要是犹太女性，她们把早期浪漫主义关于“自我教化”的观念内在化，追求展现个性和完善自身的文化修养。由于传统犹太宗教教育不足和受到浪漫主义宗教观影响等原因，她们走上改宗之路，试图以同化为代价融入主流社会。但这带来了身份认同危机，并推动了以种族和经济为导向的现代反犹主义的发展。这些犹太妇女所经历的自我解放、团体忠诚、社会接受之间的冲突，她们所开始的同化，以及她们的心路历程，在随后两个世纪中将被几代德国犹太人一一重温，开日后德国犹太社团融入德国社会彻底失败的先声。

简介：该书是著者在1992年写成并获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在著成《中国社会思想史》(1997)、《郑板桥的诗与画》(1998)、《中国人的自由观》(2001)等相关论著之后，历经十年沉潜锻锋，充实改就，而今作为“武汉大学学术丛书”付梓问世。

简介：“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对何谓“现实”这一问题的回答即隐含着对这一关系的探索。二者针锋相对的“现实观”背后，根源是二者不同的思考立场及逻辑进路。黑格尔将其思辨逻辑学框架运用到国家观上，形成一种“始于终点”即以历史意志的最终实现为主线、反向构建的“现实观”；马克思则突破“思辨”力图构建一个“成于开端”即一种以实际历史发生学为起点、正向发展的“现实观”。最后，这两种逻辑起点和进路也决定了不同的现实关怀，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有重要启示。

简介：对企业、经济伦理创新依据的完整思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为什么”和“如何”，而且两者应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为什么”强调的是认识理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描述：“外在的压力和挑战”以及“内在的正当性证明”。就前者而言，包括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和金融化三个元素，这也可以看作是事实依据；而内在的正当性证明同样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得到解释：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经济行为与道德情操的相互支撑关系；综合意义上的财富创造，这些可看作是理论依据。“如何”强调的是操作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应该怎么做”，这涉及五个伦理原则：尊重、平衡、公正、开放、共享。

简介：《老子道德经注》所谓的“自然”包括两种含义：广义上的“自然”是指人类本性当中所固有的天地之性、“知”和好恶取舍之情等多种能力；狭义上的“自然”用来称谓实现“无”或整体性存在的能力。通过自愿地运用“无”或“以无为用”，人类不仅可以成就“上德”和德性，而且也能消除“下德”和仁、义、礼的弊端。王弼在《老子道德经注》中提出，只有以“上德”与德性为“本”，人类才能有效地驾驭—F德”与道德规范所代表的“末”。

简介：《管子》宗教人文化色彩浓厚，“神道设教”动机鲜明。《管子》追求人与天凋，形成“生态医学”与“生态政治学”良性互动的治国范式。《管子》“精气论”推动了中医医理的科学化进程，同时“精气论”也成为管子“内圣外王”理论的根基。《管子》“和乃生”的养生理念与《管子》治国追求“和谐”理念高度契合，其和谐治国涵盖了天、地、人三个层面，从而实现了从“人文”到“仁术”的转化，播下了传统政治中饱含中华人文精神的历史文化基因。

简介：马克思思想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批判地改造了康德的“二律背反”思想。康德只是揭露认识论领域的矛盾,而马克思则颠倒了对二律背反的运用:这种颠倒是从形而上学的、理论视阈到社会现实的、实践视域的颠倒。具体而言,康德通过“二律背反”思想的“批判性”揭露了认识论中理性一旦超越了经验的界限之后所产生的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通过“劳动”的“二律背反”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深刻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