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量刑问题通常被学界视为刑法理论的缩图，在英美，量刑更是刑事法官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李斯特曾把刑罚裁量权视为法官在黑暗中摸索的偶然与随心所欲的决定。立法活动追求公正的一般化，而司法活动体现了个别公正，那么，在量刑活动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何作用才能达到量刑的最大公正呢？

简介：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兼具实现刑罚的社会正义与个别正义、权衡量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重要价值，同时，量刑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也会带来擅断裁判、机械裁判、司法腐败等负效应。因此，如何规范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便成为了一个世界性课题。美国的《量刑指南》对规范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对我国量刑规范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性。在我国现有的法制环境下，我们量刑规则的制定应坚持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先粗疏后精细的原则．在实证分析既有判例和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与我国法律制度相适应的量刑模式。

简介：对我国量刑建议采纳情况的实证分析表明：尽管法官群体对量刑建议的主观评价不高，但其客观上确实对法官量刑产生了实际影响，表现为量刑建议的刑度上限对法官量刑发挥了“天花板作用”，同时，在量刑建议刑度范围内的量刑呈现“轻刑化”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量刑建议高采纳率与准司法化量刑建议形成机制、协商式量刑建议采纳机制等机制性因素有关，侦查决定型、案卷笔录中心的诉讼构造和报应刑为主的并合主义刑罚理念则是根本因素。应当以量刑程序正当化为目标，对量刑建议采纳机制的非诉讼化、采纳标准的结果主义进行改造。

简介：“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简介：<正>刑罚裁量（Strafzumessung）,或称量刑,是法院用以确定犯罪行为法律后果的裁判活动,在一般意义上包括选择刑种、确定刑量、决定缓刑等内容。[1]量刑概念的外延可能因立法体例的不同而在不同司法辖区之间存在差别,如在采刑罚与处分双轨制的国家和地区,决定处分的种类与期限也属于最广义的量刑[2],而中国语境下,广义的量刑还包含了决定是否免于刑事处罚以及选择法定刑档次。[3]量刑概念的核心含义,

简介：量刑证明是刑事诉讼中运用量刑证据证明量刑事实的活动。‘‘以侦查为中心’’的司法模式违背诉讼规律，量刑证明难免虚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模式遵循诉讼规律，要求量刑证明必须走向实质，以保障量刑公正，助推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量刑证明从形式到实质的嬗变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步伐应当坚定。需创造量刑证明走向实质的基本条件：预置程序空间载体、夯实证明基础、明晰证明要素环节、形成证明主体正确的价值观。

简介：刑法体系中预防因素地位和功能的变化使责任阶层与量刑的关系发生深刻的变革。责任概念的内涵经历了从纯主观的原始设定到去主观化和规范化、再到现代社会下的实质化的演变过程,从而在原有的责任阶层中判断责任和预防。量刑层面的各个理论也判断责任和预防,并且预防在量刑中起着愈发重要的作用。由于责任阶层和量刑在判断内容和发挥功能上的一致性,以及犯罪论责任和量刑责任不需要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犯罪论中的预防本身从刑罚论而来,从而可以将责任阶层与量刑结合为需罚性的阶层,应罚性与需罚性的关系亟需重新调整。考察责任阶层与量刑的关系对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定罪和量刑是整个刑事司法制度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我国量刑程序与定罪不分,重定罪轻量刑的现象严重,法官往往先入为主,量刑受定罪影响,致使被告人的轻罪辩护权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在量刑标准上量刑幅度也存在过大的问题,容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这些都是与我们的量刑目的背道而驰的。对量刑制度进行改革首先要完善量刑的程序,使定罪量刑程序有区别的分开,同时增加对量刑的救济程序和对量刑的检察建议,其次要细化量刑幅度,明确量刑标准。

简介：量刑情节的冲突问题研究量刑情节的冲突，是指在同一刑案的数情节中，一个或数个情节是趋重的，另一个或数个情节是趋轻的，因而导致的量刑情节在适用上的抵触问题。对此究竟作何处理，我国目前既无立法规定，也无司法解释。一、学界关于处理量刑情节冲突问题的观点（一）...

简介：<正>伍柳村、左振声在《法学研究》1989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民愤不能作为量刑的依据,其主要理由有:1.“民愤论”没有理论上的依据。首先,按照刑事责任的原则,犯罪者只应就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刑罚严厉程度的差别,也只能从犯罪者本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中去寻找依据。犯罪者不应对自己行为以外的情况或事实——“民愤”的大小承担刑事责任,作为加重犯罪者的刑罚的重要依据,否则,就违反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其次,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消除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因此,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从根本上讲,应该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作为刑罚权主体的国家,对犯罪者是否适用刑罚,以及

简介：量刑活动基本上可以分疏为两条路径：量刑规范化和量刑个别化。“和而不同”恰是对量刑活动之量刑思想的精当概括。其中，“和”是量刑规范化的思想指向，“不同”是量刑个别化的思想指向。体现“和”之意蕴的量刑规范化与体现“不同”之要旨的量刑个别化共同筑成体现“和谐”意境的量刑机制。

简介：近年来,特别是在裁判员制度的推动下,量刑理论成为日本刑法学中的一项重要课题.为实现量刑科学化的目标,日本的量刑理论不仅需要基于犯罪论、刑罚论的立场构建量刑解释论的基础框架,还必须结合裁判员制度下的量刑实务,解决量刑事由的确定以及裁判员、被害人对于量刑的影响等现代课题.

简介：审判公开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作为法庭审理的一部分，法官量刑一直处于封闭状态，控辩双方和被害人基本上被排除在量刑过程之外且很难预测量刑结果，更难以对量刑的过程进行监督。强调量刑公开，是要通过公开的量刑机制，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司法腐败和权力滥用，实现诉讼公正。顺应我国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现实需要，把量刑纳入到公开的法庭审理程序中，改革人民法院封闭的传统量刑机制，充分发挥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权，建立被告人方量刑答辩制度，同时赋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参与量刑程序的权利，使量刑程序成为法官、追诉方、被告人方和被害人四方都参与的过程，从而实现量刑公正和程序正义。

简介：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法发[2010]36号《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2004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通过《量刑指导规则》，201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试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2004年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颁布《数学量刑规则》。虽然仍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刑罚的量化是一种错误的、与刑罚本质相背离的做法，也拒绝以数学化的思维方式思考量刑的精确化。然而，不可回避的是，在今天的中国，量刑的精确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究其原因，随着法治进程的愈加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必须把关乎自由和公正的决定权更多的交之于客观理性的量刑，而不能完全交之于法官主观的“自由裁量权”。笔者认为，量刑的精确化是法治文明进程的重要一步，以数学化的思维方式思考量刑问题将会给刑罚理论带来新的生命力，而建立一个数量化的量刑参考体系则是量刑精确化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步骤。

简介：量刑权属德沃金言下的弱自由裁量权，具有实现个案事实与刑法规范无缝对接彰显社会正义与保护人权的价值。量刑虽是一项具有浓郁能动司法色彩的活动，但量刑权的行使却不能简单基于正当、合理的名义。而是首先应遵循一套实体规则，这个实体规则以责任刑法为价值基础，背靠法律人经验，思维步骤符合认知规律且历经实践检验；同时为确保实体规则得以一体遵循，还须设置和运行量刑程序，最终促使法官判罚说理，重树司法信度和效度。

简介：由作为规则适用者的法院制定量刑的规范化规则（即量刑指南[3]）,关于量刑规范的制定,量刑实体规范的明确化同时也是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进一步限制

简介：情节在案件事实与证据之间起到很好的中介作用，狭义的量刑情节证据是反映犯罪人主观恶性程度和犯罪行为前后情况的事实材料。廓清行为事实与行为人因素基本界线，对侦查取证工作及后续的诉讼活动均有实践指导意义。侦查取证应当遵循以事实为根据、客观全面、主动取证、自由证明的基本规则。量刑情节的侦查取证工作思路：在取证渠道上主要围绕犯罪嫌疑人展开；在取证内容上相对精细化；在取证方法上注意引导案件当事人与法律合作；在侦查终结阶段重视量刑情节证据的移送工作；在起诉审判阶段积极配合公诉机关补充量刑情节证据，必要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建立与司法部门的常规沟通机制。

简介：<正>"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主题,也是新时期司法改革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正确贯彻实施刑法所确立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则是"公正与效率"的应有之义。然而,刑法理论界和实践界长期"重定罪、轻量刑",将如何科学规范量刑这一调

简介：其中对于醉酒驾驶及飙车行为规定了统一适用醉酒驾驶罪的规定,三、国外关于醉酒驾驶罪的量刑规定,对飙车及醉酒驾驶等行为的刑罚适用问题进行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