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提出并阐述在医疗纠纷司法鉴定中,技术鉴定必须遵循医事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以审查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法定义务为路径,判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行为的法律思维。

简介：广东梅州市人大代表石育清8年中狂打白条，侵吞公司资金逾3000万元，被公安提请逮捕后，当地检察院以此案可以调解，不会危害社会等理由来予批准逮捕。之后，石育清潜逃。石的脱逃引起舆论哗然。本刊特约法界、媒体人士对此事件客观公正分析、解剖，以期得到关注。

简介：本文运用比较法、案例引用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美国和日本司法制度中商业判断规则的学说理论及立法判例，揭示出这一制度有利于董事决策的权益保护以及使法院有效回避对商业经营进行实质审查；同时，针对我国《公司法》等相关立法的空白和不足，建议借鉴域外实践引入商业判断规则、加强董事责任追究立法，并完善董事信托义务等配套制度以明确董事权利与责任的法律边界。

简介：天津赵春华案的判决凸显的是对刑法条文的形式理解与实质判断之间的紧张，仅在量刑阶段进行实质考量的做法并不合理。就赵春华案及类似案件而言，现有的四种去罪化的解决方案均存在不足之处。立足于解释论，通过对非法持有枪支罪中枪支、持有与抽象危险的要素做限制性解释，是更为理想的解决路径。对涉枪罪名中的枪支概念宜做不同于行政法上的枪支的理解，这在法教义学上存在充分的理由与根据；同时，基于持有型犯罪的特殊性，对持有与抽象危险这两个要素均应做严格的限定。赵春华案所折射的法条主义现象，其方法论上的缺陷在于，对理解与适用相关的罪刑规范时置实质的价值判断于不顾。要走出法条主义的困境，司法者应当注重发挥刑法解释的功能，对实质的价值判断保持必要的敏感，同时掌握与学会运用各种解释技术，尤其是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的方法。

简介：引言:问题的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3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交通肇事罪解释》)之规定,构成交通肇事罪,不仅要求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导致发生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重大事故,还要求行为人对交通事故承担一定程度的责任,即致人死亡的,应对事故负同等以上的责任;致人重伤或者

简介：本文运用比较法、案例引用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美国和日本司法制度中商业判断规则的学说理论及立法判例,揭示出这一制度有利于董事决策的权益保护以及使法院有效回避对商业经营进行实质审查;同时,针对我国《公司法》等相关立法的空白和不足,建议借鉴域外实践引入商业判断规则、加强董事责任追究立法,并完善董事信托义务等配套制度以明确董事权利与责任的法律边界。

简介：司法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是认定案件事实，公正裁判的前提和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主要停留于形式审查，实质审查略显不足。结合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探索的经验，对证据技术审核工作模式作一评介，并对全面推广技术审核工作，建立司法鉴定审查机制作一前瞻。

简介：法医临床司法鉴定领域中，标准规定笼统、术语弹性较大以及技术规范差异等因素，使得鉴定人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自主判断权。自主判断权的应用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需通过必要的措施予以约束与制衡。否则，很难保证司法鉴定的科学、客观、公正，同时也会损害作为证据的司法鉴定意见的证明效力，妨碍司法公正的实现。

简介：“直接适用规则”是国际私法理论中的一个特有概念。长期以来，直接适用规则淹没于公共政策的暗影之下，被认为是公共政策理论在法律适用方面积极作用的体现。但随着国家干预经济运行职能的进一步增强，以及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更好地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客观需要，国家所制定的某些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在调整涉外民商事关系时，可以不经传统法律选择规范的指引，而直接适用于该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这种国家公共权力对私法关系的频繁介入，使得直接适用规则成为重要的准据法确定的修正手段。

简介：期待可能性理论,只有对我国犯罪构成体系进行必要的重新构建的前提下,才能最终融入我国的理论并被实践所具体应用。本文通过运用我国现有犯罪构成结构对起源案例的分析,得出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结构无法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结论。同时认为,犯罪构成体系的重构,应当区分立法层面的犯罪构成和司法层面的犯罪构成。在立法层面下的犯罪成立体系中,期待可能性应作为故意、过失的构成要素而存在,在司法层面上,该内容除具有立法层面的内涵之外,同时应具有阻却、减轻超法规事由的地位。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在不同的结构体系中应具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即在立法的层面上应采国家标准说和平均人标准说的双标准说;而在司法的层面上应采同等能力标准说与行为人标准说为宜。

简介：抽象危险犯适应现代社会风险管控的要求,成为刑罚权扩张的手段,但这可能带来过度干涉个人自由的后果。对此,刑法理论提出从实质立场对抽象危险犯的可罚性进行判断的理论,主张以现实的危险状态存在与否作为抽象危险的认定标准。传统的实质判断论对立法依据上的危险与司法依据上的危险做对立的考察,难以满足抽象危险实质判断的要求。二元的实质判断论主张应当在立法与司法的立场下理解抽象危险犯,首先对抽象危险做立法依据的分类,然后分别判断不同类型的抽象危险在司法认定上的具体要求。

简介：对警察防卫行为正当性判断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规范依据是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的规定,行政法中的相关限制警械、武器使用的规定是防卫相当性的类型化、具体化规定。对于防卫限度的认定应该考虑具体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以行为时一般的理智第三人的立场进行判断。据此,＂庆安火车站警察枪击事件＂应属于正当防卫。解释论的角度只是权宜之计,还应该从立法论的角度系统解决警察防卫问题。

简介：

简介：习惯法在刑法领域中,具有贯穿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横截式"作用与机能.本文的理论目标正在于,开辟和释放习惯法在违法性判断阶段之重要功能.在作者看来,习惯法完全可以作为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发挥作用,法官可以习惯法上之正当性,排除行为之实质违法性.这不但不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而且有利于保障被告人人权;不仅有利于以收缩的实质理性对抗扩张的形式理性,而且也应合了"社会相当性理论"和"社会危害性理论"--这一违法阻却事由的一般基础和实质违法性判断之根本标准.甚至,习惯法的引入,还将有力地深化和拓展我们对于"社会相当性"与"社会危害性"这一范畴的横向理解和空间理解.

简介：首先,本文简要介绍了Therasense公司(于2004年被Abbott集团收购,简称安培公司)同Becton公司对于专利号为"US5,820,551"美国专利的纠纷过程,并重点讨论了本案的主要争议——安培公司是否属于违反美国专利法中关于不正当行为的规定。其次,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本案作出联席判决时,提出了新的不正当行为判断标准,并依此标准作出撤销并发回重审原不正当行为认定部分的判决。详细对比分析了不正当行为判断的新旧标准,不正当行为新判断标准中的主观欺骗意图判断标准和重要性判断标准均缩窄了认定范围,并且对于重要性的判断标准由原来的五种变为新的一种,同时权衡主观欺骗意图和重要性这两个要件的移动尺度法被废除。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例调整了不正当行为的判断标准,解决了目前不正当行为存在的不确定性高、易被滥用、权利人负担重等问题。新标准提高了认定门槛,并具有较高的确定性从而减轻了申请人的负担,提高了诉讼效率、节约了社会资源。另外,本文认为,在考虑新标准对美国专利体系的影响时,还应和《美国发明法案》共同考量。

简介：“夏伟诉亚马逊卓越擅自删除订单案”（以下简称“订单删除案”）的判决引发了关于电子商务时代合同成立时间的理论争议。由于电子商务自身的特点增加了合同成立时间点判定的复杂性，传统观点对合同成立时间点的确定在电子商务时代难以为继，并造成裁判上的司法龃龉。事实上合同成立应涵盖多维度的价值判断，如模拟市场交易、尊重市场权力关系、合乎效率、改善风险管理与控制机会主义行为、信用约束等。遵循合同成立多维度判断的逻辑，以发货时作为合同成立时点具有优越性，该观点尊重优势谈判方的约定，也更能维护市场主体自治，提高效率，简化交易关系，尊重交易习惯，并不损害消费者利益。在规范意义上，该观点也能够为我国实证法以及经验分析所验证和肯定。

简介：本文案例启示：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必须存在于占有财物之前,其客观方面的虚构事实必须足以使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并自愿交出财物。侵占罪的本质是易合法占有为非法所有。＂合法占有＂是一种与价值判断无涉的事实状态,其内涵更接近于＂已然持有＂。先前占有行为往往存在一定瑕疵,但只要该瑕疵不足以影响原占有人转移交付的判断,仍应认定为合法占有。从分散的证据中提取案件事实,是司法人员基本能力之一,对案件事实的分析判断不仅需要法律知识,更需要结合常情常理。

简介：法律政策在侵权法上因果关系判断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在英美法系对因果关系考察的二分法下，最近原因考察与法律政策考量密切相关。最近原因的判断标准中渗透着政策考量的因素，具体而言，行政管理、价值层级、环境、责任保险等政策因素影响着最近原因的判断，尤其体现在与有过错、救助等特殊类型案件中。法律政策在因果关系判断中的作用，深层次上反映了对侵权法上因果关系本质的不同看法。

简介：利害关系是申请行政复议的资格要件。黄陆军案判决认为，这里的利害关系还应当是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如果申请人的权益受到损害或有受到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而权益损害与行政行为具有因果关系，这时就可认定申请人与行政行为之间存在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而其具体的判断方法则是回到实体法的行为规范，考察适用行为要件时是否将保护个别性私人利益作为考虑事项。这种判断基准暗含着保护规范说的要求，为利害关系的判断提供了相对确定的框架。

简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