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刑讯逼供是困扰世界许多国家刑事司法的顽症,在中国更是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对警察刑讯逼供深层动因的研究需要宽阔的学科视角。作者结合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相关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简介：历史上的经济衰退总是伴随着竞争政策的放松甚至废弃,但是如今的这场危机并未在主要国家和地区造成竞争执法的实质性衰退,在有的国家如美国甚至明确地加强了竞争执法。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认识到了放松竞争执法可能给经济恢复造成的不利影响。因为以经济衰退为借口的反竞争行为在危机时刻必然是不减反多,必须依靠竞争政策的实施进行有效抵御;竞争政策也有必要成为一道维护市场竞争机制的防火墙,防止政府强化监管和加强调控给市场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面对我国短暂的竞争执法历史以及政府介入经济运行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形势下,更应该坚持竞争政策有效实施的底线,关注政府主导式的反竞争行为可能给竞争性市场结构带来的扭曲和影响。

简介：若想充分理解商法的＂独立性＂特征,不仅应当从体系维度加以分析,更需从历史维度加以阐释。具有＂独立性＂特征的商法体系建构于中世纪后期,其发展初期具有＂自治法＂的特征。进入到君主国时代之后,商法的独立性特征得到维持,但已从＂自治法＂变为＂国家法＂。商法法典化之后在形式上具有最强的独立性,但调整重心已从＂商主体＂转化为＂商行为＂,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私法商法化＂之后商法在形式上失去独立性,但是实质性的独立地位依然得到维持。法律秩序的宪法化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对于商法的＂独立性＂地位也有影响。商法＂独立性＂特征的历史考察对于我国民商法关系的重构和民法典的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简介：本文将探究“规范效力”的概念以及得以谈论宪法规范效力的一些前提问题，说明宪法的规范效力以及其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分文首先针对“规范效力”的意义做初步的界说，并讨论一些使得宪法规范效力得以成为问题的先决条件，这其中包含对于宪法历史型态的简单说明，简单分析形成宪政主义宪法的社会条件以及该型态宪法目前遭遇的挑战，由于社会系统论对于宪法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分析非常精辟，本文在描述与分析现代宪法发挥规范效力的社会条件之后，将转向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说明现代宪法作为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桥梁”角色，并藉此省思“宪法规范效力”的深层意义。

简介：德国＂双元制＂、美国＂社区学院＂、澳大利亚TAFE、新加坡＂教学工厂＂等职业教育模式,都是当今世界主要职业教育体系的典型范例。科学地考察分析、吸收借鉴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职业教育体系及其建设经验,对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简介：

简介：引论犯罪参与,是多人共同作用于同一法益侵害结果的现象,是一个事实范畴,并不意味着刑罚的发动。当犯罪参与进入刑法的视野时,即当多数人作用于刑法所规定的不法构成要件,或者对于一定犯罪结果有所作用时,刑法首先要判断的行为人,究竟是以限定于一定条件之下者,方属于所欲规范与判断的行为人?或者只要与行为作用或结果发生具有关联性存在之人,均可纳入行为人的范围?〔1〕或者说,在共同犯罪中,哪些

简介：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最高法院的一项司法政策。学理上认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需要通过法律的方式容纳社会效果予以实现。而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上2016年刑事案件裁判文书的考察发现,实践中存在213份裁判文书明确使用“社会效果”进行裁判说理。这些明确使用“社会效果”的裁判文书呈现出来的特征是:第一,具有明显的基层法院特征;第二,主要涉及常见的、与百姓生活关系相关的罪名;第三,具有明显的审判结果利于被告人的特征,且涉及的是刑罚较轻的犯罪;第四,使用“社会效果”的方式相对粗糙;第五,通过“社会效果”实现相应的裁判功能。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与该司法政策的争议性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基层法院司法权威、推理能力有关。

简介：在日本,司法判例虽然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渊源地位,但却具有事实的上的拘束力。究其原因,在于日本的司法判例具有高度实践化的司法功能,故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会自发性的援引与待解决案件相似的判例进行裁判。通常,日本的法官援引的并非在先案例的裁判文书全文,而是包含了判例核心观点及其裁判规则的判例要旨。在作为判例援引技术的方法论层面,法官要综合性的运用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多种法律方法先后进行判例检索、判例与待解决案件相似性的对比与判断、判例的适用以及裁判说理。上述域外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所借鉴,以发挥完善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改进指导性案例司法适用技术的功用。

简介：定罪量刑并非法官简单地对照刑事法律规范进行的单向的、静态的过程,而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由法官、行为人、被害人、社会公众四元主体互动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各方的互动关系分别表现为冲突、强制、合作,而情感因素则成为各种互动关系的纽带。在此基础之上,各方的情感因素有了"展示"的空间,并对定罪量刑过程、结果产生微妙影响。在定罪量刑过程中的互动过程中,各主体的情感因素的作用力划分则为:以行为人情感为基础,以法官情感为主导,以公众情感、被害人情感为参照、印证。

简介：<正>一、“反向刺破”的背景及内涵“刺破公司面纱”(piercingthecorporateveil)是美国对于公司人格否认理论的形象化表述。该理论由桑伯恩(Sanborn)法官在1905年的美国诉密尔沃基冰柜运输公司(U．S．v．MilwaukeeRefrigeratorTransitCo．)一案中首创,并通过其后的一系列案例得以确立,成为美国公司法上的重要理论。其他公司制

简介：<正>任何社会生产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形式,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采取商品经济形式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其必然性。另一方面,我国在由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后,经济犯罪也日益突出。因此,刑法理论不能不研究商品经济与经济犯罪的关系。例如,商品经济是否产生经济犯罪的根源或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助于预防、减少和消灭经济犯罪?如何运用刑法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本文就这几个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

简介：本文着重从五个方面:国家对经济的原始干预阶段、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阶段、国家对经济的消极干预阶段、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阶段、国家对经济的混合干预阶段进行深入的阐述,进而得出四个结论:在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的关系上历来存在争论、在实践过程中,国家干预可能呈现出“物极必反”的效应.许多国家的经济干预措施总是为促进经济的发展、国家干预最终是以制定体现这种干预的经济法律来完成的.

简介：本书着重对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各自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并且在整体上对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作了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在分论部分,对一些常见的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按照各自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发生的普遍程度,不但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有关经济犯罪的构成特征,而且对与之相对应的经济纠纷以及两者的界限均有探讨和研究。

简介：<正>一、经济法律规范就是经济制度规范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主要社会规范之一.社会规范的特性使法律与社会制度发生直接联系.社会制度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规范体系,是社会关系规范化的结果.社会制度也就是社会关系制度.构建社会制度的社会规范有多种,如传统、习惯、惯例、政策、法律等等.法律因具有规范性、普遍性、稳定性、可操作性和强制性等特性,使其在实行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近现代成为构建社会制度诸规范中的最主要的社会规范.因之,在理论上,人们每谈到制度的时候,总会自然地将其与法律联系起来;在实践上,人们总会将国家重要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生活制度加以法律化.

简介：<正>1998年4月,我参加了由朱苏力教授主持的"中国农村基层司法制度及其运作"课题的一次调查,地点在湖北省Y城(县级市)人民法院。我们获取材料的基本方法是访谈法官、旁听案件、查阅案卷。我选取了Y城人民法院的两起调解案件作为分析标本,

简介：正犯与共犯区分的不同观点,会影响到对望风行为的性质认定。应当立足于共犯参与体系,采取犯罪事实支配说,并且吸收重要作用说的合理内核对望风行为的性质予以认定。

简介：将专业性、预测性与行政判断余地理所当然地联系起来，不仅忽视了行政判断余地在风险行政领域的形成脉络、理论基础和具体构造，还可能导致行政判断余地在我国的盲目扩张，对行政法治的建构具有较大的危害性。以德国核能法为例，行政判断余地的基础在于功能法正当原则、规范调整对象的特点和行政权的功能优势。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属性或行政事务的类型（诸如专业性决定或预测性决定）出发建构判断余地，忽略了行政判断余地成立背后的基本权利保护、行政决定的特点、行政决定作出的构造等因素。对行政判断余地的考察应建构一种综合衡量的对话模式，方能避免行政判断余地理论的空洞化，这对我国环境法与科技法等领域的司法审查皆具重要意义。

简介：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西汉朝廷确立了"独尊儒术"的统治策略。此后,汉朝又不断地推进儒家的德礼之教向郡县法秩序的渗透,皇帝诏令及地方官的政务均为此种努力的表现。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律独尊时代,郡县是皇帝对民众之垂直统治的基点,法律则成为民众的唯一行为规范。然而,在重视儒术的汉代,郡县既是皇权统治的施展空间,也是朝廷将儒家的德礼之教付诸实践的空间。正因为此,儒学对郡县法秩序的影响不断扩大,此种影响的扩大则又是中国古代儒教国家得以形成的重要一环。

简介：英国判例把卖方在CIF合同下的交单义务定性为合同法上的"条件"。然而英国合同法关于"条件"、"担保"和"中间条款"等合同条款的分类和定义却并不支持将CIF合同下卖方的单据义务认定为"条件"的结论,实际上将CIF合同下卖方的单据义务定性为"中间条款"更为合适。在认定CIF合同下卖方单据义务的性质时不能仅依据"因循先例主义"原则参照先例决定,而是应当参照违约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的性质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