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到“两高三部”颁布《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庭前会议规则作为一项代表着进步、高效、合理的刑事诉讼制度被确定下来，并在其适用过程中发挥着公平和效率的功能，保证了法庭的庭审实务性。然而，庭前会议规则出台四年以来，全国各地司法机关对其使用率极低、功效发挥不明显等特点逐渐凸显出来，甚至某些基层法院将庭前会议规则作为“花瓶法条”从未付诸实践。从我国庭前会议规则的实操状况出发，结合审判中心主义，推进庭审实质化，以期对发生问题的缘由予以分析并提出制度重构的设想。

简介：附条件不起诉是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一种形式,属于审前程序处理。2012年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规定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可以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应当增设或细化以下制度安排：一是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环节的启动权；二是增设决定说理制度；三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起诉决定救济权。

简介：我国的监督制度包括党的领导、人大权力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监察委员会执法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等制度。

简介：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模式与教学方式，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高校图书馆作为大学的文献资源信息服务中心，怎样顺应这个潮流，如何服务，将成为当前图书馆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阐述了MOOC的发展及研究现状，分析了MOOC的教学模式及其对高校图书馆的影响。最后提出了高校图书馆在MOOC环境下为MOOC学习者、MOOC资源宣传推广、制作图书馆MOOC微课、学习制作MOOC课程提供微环境等方面的微服务策略。

简介：高校教育在帮助学生向社会化过渡的作用上不容忽视，因此大学校园也被称作“小社会”。在大学里，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也是一门必修课。学生寝室作为大学生生活、学习的最小也最重要的一个单位，寝室人际关系的处理是最基本的人际交往。因此寝室人际关系问题成为大学生人际交往过程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寝室人际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简介：主体制度作为一项基础法律制度，《民法总则》对其进行了大框架的修改与创新，这将影响刑事主体之相关立法与司法。《民法总则》的颁布影响着现行刑事法律框架下的“胎儿”保护、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认定、法定代理人概念扩张、英雄烈士人格权利的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因而，结合司法实践，应当在接下来的刑事司法与立法中注意胎儿之保护、适当降低未成年人入罪年龄、明确单位犯罪主体等，以推动刑事主体制度的发展。

简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当满足帮助犯罪未成年人＂去标签化＂与＂再社会化＂以及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的要求。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存在犯罪信息不当泄露、未成年人就业受限、融入社会困难、封存范围过于僵硬等问题。以双向保护理念为视角,从信息保护、从业禁止、封存范围等方面设想制度完善的合理路径,以期使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能够实现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

简介：自然资源具有主体上的全民性和客体上的公共性特点,在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中引入公众参与具有正当性。听证作为公众参与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承载着民主功能以及行政决定合法化、科学化的任务。充分发挥听证功效,能够促使自然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实践中,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中的听证制度并未得到真正的落实,究其原因,在于行政权封闭行使的惯性使然,公众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现有听证制度存在着先天不足。因此,行政机关需要植入行政民主理念,制定有关激励措施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听证,完善听证程序,明确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中听证的适用范围,并探索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等,充分发挥听证制度在资源出让领域的应然作用。

简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综合性的法律制度,有别于美国的辩诉交易,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认罪认罚协商从宽。试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规范启动程序,严格证明标准,注重律师作用的发挥,注重被害人权益的维护,贯彻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简介：如何对金融保险服务课征增值税是增值税制度构建的重点与难点。本次'营改增'就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然而,金融保险服务的增值税规则散见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营改增'改革所制定的各个规范性文件中,规则简约而粗糙。作为增值税应税劳务的金融保险服务,尽管存在一个确定的核心领域,但却存在大量似是而非的模糊地带,在增值税课征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的争议。大量金融服务的增值税待遇并不明晰。更重要的是,本次'营改增'改革依然未能彻底解决金融保险服务提供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抵扣链条断裂的问题。因此,本次改革将金融保险服务纳入增值税的课征范围,仅仅是制度构建的起点,未来仍有必要对此制定更加明晰而具体的规则,确保金融保险服务提供过程中发生的进项税额的全面抵扣,以真正实现增值税的税收中性的目标。

简介：随着社会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东突”恐怖分子也在悄然改变传统做法，广泛运用互联网等技术传播带有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恐怖内容的信息，并积极向高校学生开展渗透。高校学生具有思想活跃、个性突出并广泛使用互联网等特点，易于受到“东突”极端思想的网络渗透与感染。防范“东突”网络渗透，应当采取加强网站经营者的管理、落实网络实名制、加大网络监控及网上信息的巡查，并切实加强对高校学生的宣传教育等措施。

简介：新形势下,面对部分地方高校职称评审中存在的失范与无序问题,以及地方高校职称评审权全面下放可能引发的新问题,亟待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规范地方高校职称评审权下放,从外部规制高校职称评审权运行,从内部约束高校职称评审权的行使,助力实现地方高校职称评审权下放及其规范、有序运行。

简介：为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有必要科学界定法官助理的地位和职能。德国、奥地利和我国台湾地区,实行法官和司法事务官的分立。司法事务官从书记官的职能中分立、演变而来,在民事司法方面处理大量的、简易的非讼事件。法官处理诉讼事件和少量复杂、重要的非讼事件,并对司法事务官的处分进行审级上的监督。司法事务官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司法裁判权和非讼裁判权的本质区别。借鉴司法事务官制度和非讼裁判权理论,可以在专业性审判辅助业务之外,赋予法官助理相对独立的非讼裁判权,强化法官助理职责的独立性。

简介：法国法和中国法的经验表明分别规范一般代理制度和委托合同不代表必然采纳“代理权授予之无因性”理论,我国法可明确也可委托授权限制行为能力人完成法律行为。在表见代理方面,二者都强调第三人的合理信赖,不将“本人之归责性”作为单独构成要件,而是以例外的方式排除与本人无关的表象。就代理权终止时表见代理之适用,我国法可关注本人是否合理地通知第三人代理权终止之事实,而非一概由第三人就表见代理之适用提供举证责任。我国法解释上还可认为在代理权滥用时代理行为针对善意第三人仍有效。最后,法国法新设的“代理权不明时的询问程序”可供我们参考。

简介：当前理论界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明标准是否降低存有分歧,但认罪认罚案件大多因被告人自愿认罪而事实清楚、证据扎实,这类案件由于达到证明标准的难度较低所以程序相应简化,并非程序简化故而可以降低证明标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应当强化审前＂证明准备＂使得证据组合接近,甚至达到证明标准,藉此在刑事诉讼之纵向构造上启动程序简化,而庭审中需要在控方完成＂他向＂之＂司法证明＂的基础上,着重审查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明智性和明知性。

简介：民办学校法人治理在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法律的规则协调和平衡各方利益,实现各利益相关者权责利的合理配置。民办学校法人治理以清晰的学校法人界定为前提,以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民办学校法人属性不明、法人产权保障机制不完善以及法人治理结构失衡是目前我国民办学校法人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应从立法上明确民办学校营利性法人与非营利性法人属性,构建其相应的法人资产管理制度,并基于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不同特点建构其法人治理结构。

简介：目前我国法律诊所教学模式正在快速的推广开来,诊所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诊所学生在法律界所担当的角色也正在不断加重,而我国法律规定中尚未有任何关于诊所学生出庭资格的相关制度,这使得诊所学生的问题成为法律界与法学教育界一个重点关注的问题。有关诊所学生出庭资格问题的研究,目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是美国,其诊所学生出庭资格的实践研究对我国本课题的确定与解决具有可借鉴价值。本文首先对我国诊所学生出庭资格的情况及面临问题进行了基本论述,其次对国内外诊所学生出庭资格所做的尝试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明确不同尝试方案的优势与不足,最后提出我国适用的学生出庭资格相关建议。

简介：随着公司设立门槛的降低,人们的创业热情进一步提升。基于学生创业的实际需求,各高校纷纷开展了创业教育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近年来,各高校在开展创业教育中,多侧重于学生创业意识、创业精神以及创业能力等的培养,而针对创业者财务管理能力的培养则开展得较少。鉴于财务管理能力对创业者创办及经营企业的重要性,在创业教育中,应从健全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创业实践训练等几个方面,提高学生的财务管理能力。

简介：港籍陪审是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试验田，对跨区域、多元化陪审机制的探索与建构具有积极意义。调研发现，其选任代表性、广泛性不足，参审机制未能真正实质化，制约着制度功能的发挥。循司法民主、司法公正的价值指引，在选任模式上，应强化制度的公共宣传，放宽港籍陪审员的选任条件，增加专业型陪审员类别，凸显选任的代表性与广泛性；在参审机制上，应拓宽参审案件类型，明确港籍陪审员的事实审、调解、监督职能，建立问题列表制度与“大合议庭”参审模式，真正摆脱参审“虚置化”的困境。

简介：在缺乏普遍性国际公约明确规制的形势下,公海保护区建设已被广泛地付诸国际实践。公海保护区先天性地与公海自由制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其却顺应了现代国际海洋法扩张保护海洋资源和环境之义务的时代潮流。公海保护区建设依托在深刻的国际法理论和丰富的区域探索基石上,通过国际社会不断加强协调与合作,逐渐完善区域性体系可能演变为全球公海海域的普遍实践。中国应当正确掌控在公海保护区议题上的态度和谈判立场,打造符合国家海洋战略利益的国际海洋空间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