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2年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美国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公司的平板电脑iPad商标纠纷案早已落下了帷幕，但该案所产生的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深思：一是对国外驰名而未在国内注册的商标是否应突破地域性限制而予以保护；二是国外驰名商标在驰名前其他人已在国内注册是否也应对国外驰名商标所有人给予商标权的保护。对于这两个问题，应该在立法中加以修改和完善。

简介：民事恶意诉讼具有诉权行使的表面特征,但却隐含着非正当的目的追求。由于诉权是公民权利救济和启动国家司法权的中介,民事恶意诉讼司法规制的正当性需要从公民诉权保障和限制之间的平衡中加以探寻。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了以诚信原则为基础,以串通型恶意诉讼规制为中心,以第三人撤销之诉为辅助的规制恶意诉讼的制度体系,但恶意诉讼的界定、类型化以及审查程序等重要问题仍旧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针对现有制度之不足,民事恶意诉讼的司法规制尚需要从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两方面进一步进行完善。

简介：“要件审判九步法”为民事诉讼所设计,但也可对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提供参考。特定环境的司法方法、司法公正的确认包括两者关系的确认,优于对两者的或模式或概念的普遍性追寻。“要件审判九步法”的提出,实际上表明司法方法的设计本身即存在一个逻辑困难：将一个要素,或若干有限要素,在“方法表”中加以限定,会遗漏其他也可能是重要的要素,而无穷无尽地排列各种要素等于是无法界定“一个司法方法”的固定要素。“要件审判九步法”建构的积极意义,正在于尽力着眼具体的司法实践,探索具体解决司法方法问题的手段,并包含了一个学术意义的潜在逻辑张力,即暗示司法方法的开放性。

简介：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始终与农村的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孙中山在阐述其＂平均地权＂的土地思想时将解决农民问题看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本文以中华民国广州军政府时期孙中山等人推动出台的《广东田土业佃保证章程》为考察对象,旨在从两个层面解读孙中山土地思想与法律实践的背离,并在此基础上,对孙中山土地思想与法律实践相背离的原因进行分析,而这些解读和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深受孙中山土地思想影响的国民党土地立法与实践。

简介：以制毒犯罪严打整治为视角，当前广东禁毒法制建设方面存在立法滞后，行政执法低效和刑事司法水平不高等问题；在具体法律适用方面则存在毒品的认定，鉴定不规范，技侦证据转化待规制，制毒案件死刑适用要适应形势等问题。为此，要革新禁毒法制理念，立足创新，重视禁毒法制人才的培养，完善省级和地市级禁毒立法体制，建立禁毒法制保障和监督机制，促进禁毒法制建设工作的社会化和专业化。

简介：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对于司法实践中的纠纷解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2012年开始相继对三大诉讼法进行修改,其中对于诉讼调解或和解制度都做出了相应修改,但我国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依旧坚持了＂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制度＂的原则,相比较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更为保守。

简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对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司法需要落实国家法秩序，实现国家法律的各种安排与预测。另一方面，司法需要回应社会，实现司法的社会治理。而要透过司法的社会治理离不开卡多佐司法实用主义哲学。并且要对中国当下的司法能量发挥、社会转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等因素予以考量。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具有多样司法特质、与政治良性互动、塑造时代价值、自身良性发展的中国司法理想图景。

简介：旅游公司擅自转让旅游业务的行为，在合同法上符合并存的债务承担之要件，发生转让人与受让人连带承担债务之效果；于侵权法上，存在构成共同侵权而承担连带责任的可能性。旅游辅助服务提供者，在合同法上属于履行辅助人，其履行行为由债务人负责；于侵权法上属于事务辅助人，当构成侵权时债务人与辅助服务者应承担连带责任。数人依据不同的规范基础应对同一损害承担责任时，即可发生连带责任；对于同一损害，一方基于违约而应承担责任，另一方基于侵权而应承担责任时，二者可构成实质上的连带关系。

简介：职务侵占罪与诈骗罪在刑法分则的罪名设置中泾渭分明,但实践中若出现行为人混合实施利用职务便利行为与欺骗行为,而后非法侵占财产,如何认定性质或产生分歧。本文即通过具体案例予以剖析,将各类型行为分阶段梳理研判,分析该行为在犯罪中所起作用及与其他构成要件的内在关联,从而准确适用法律。

简介：一、插花飞地及其流弊受历史地理学者关注的插花飞地问题,[1]自战国时期就已存在。史念海先生在“战国时期的‘插花地’”一文中提到,“战国时各国的疆域并不是各据一方整整齐齐的,而是相互的错乱。这种相互错乱的情形也不是通常所说的犬牙相错。因为犬牙相错只是形容接界的地方不大整齐,而那时候说不定这一国的土地会孤伶伶地伸入到另一个国的腹地、有时候竟离开本国有千百里远的路程”。

简介：在实践中，仲裁裁决侵害案外人利益的情形时有发生、形式多样，而现行法并不能为仲裁裁决案外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通过对比分析，在既有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基础上，构建案外第三人撤销仲裁裁决之诉制度较为可行。为此，需要进一步明确该撤销之诉的适格当事人、撤销之诉的客体范围以及程序的选择适用等问题。

简介：《合同法》第97条后段中“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规定内容模糊。可比照功能类同的《合同法》第58条中“折价补偿”的规定对其进行体系解释。折价补偿的具体数额原则上应为合同约定的价额，例外时为客观价值。得利丧失抗辩在双务合同中的限制不宜采差额说或因果关系说。比较对待给付返还说与财产上决定说，后者既可彰显返还中意思自治、后果自担的真义，又可逻辑一致地解决实践问题，涤除不必要的例外，在理论贯通性和价值判断妥适性上均较对待给付返还说略高一筹，是更佳的解释框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则，可作为解释第97条后段中“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合理依据。

简介：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单独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政策被正式写入法条，检察机关也适时提出了“少捕、慎诉、少监禁”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政策，体现了国家不断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保障的趋势。然而，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与新刑诉法和刑事政策背道而驰的问题，需要检察机关在执法理念上适时更新、在执法方式上大胆突破，理性的构建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应然工作机制。

简介：羁押必要性审查作为2012年刑诉法设立的制度之一，在某省会市十二个基层检察院实施两年后，既有对权利保障予以促进的良性效果，但同时也存在诸如审查范围过窄、裁量空间有限以及审查式单一等不足。通过调研，还发现了制约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即制度本身的不健全、权力行机制的限制以及打击犯罪优先的诉讼理念困扰。羁押必要性审查要在中国形成效应还有诸多障碍，因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简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基本法上享有巨大而广泛的权力,而在香港的政制架构中,与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相比,终审法院地位相对独立和优越,中央与特区的权力博弈有时就具体化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香港终审法院的权力博弈。在吴嘉玲案中,终审法院展现出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全方位进攻性防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基本法上几乎所有重要权力在该案判词中都有提到,终审法院所要阐述的重心始终是基本法对这些权力的限制,甚至宣称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行为。为此,其所使用的武器有三：基本法、联合声明、人权。其中,基本法既是盾牌又是紧箍圈,居于核心的地位。尽管终审法院这种司法能动主义倾向使得其说理逻辑有时就像＂抓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该案判词也存在些许说理性错误或可商榷之处,并且招致诸多批评,但是终审法院的目的已然达到,经此一役,终审法院基本奠定了其香港高度自治和人权维护者角色。

简介：强拿硬要他人财物的,可能同时符合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无论是通过法益的内容、行为的客观方面还是主观方面的限定,都只是对多数情况下两罪区别的一种描述,而无法形成明确的标准。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之间存在着交叉竞合的关系,正视这一现象的存在,自觉运用竞合犯的理论处理问题,才能实现对相关行为的恰当评价和对具体案件的妥善解决。

简介：我国目前已经形成由“一法三解释”共同构建的两法衔接之证据转化制度。由于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具有内在一致属性，且该制度起到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因此该制度的设置具有其法理正当性与经济效益性。同时也存在不少争议和困境，完善证据转化制度的对策有明确证据转化制度在证据法中的地位，区别不同类型证据而对其转化方式作不同规定，细化证据转化制度中的具体机制以及建立行政与司法机关合作交流机制等。

简介：使用指导性案例的核心是确定是否为类似案件。中国法官在实践中判断待判案件与指导性案例是否相似的主要支点是案件争议点和关键事实。使用指导性案例要妥当进行类比推理。指导性案例的不同部分在案例裁判中具有不同作用，其指导性也具有多重形式，可普遍化是案例使用的基本要求。不能因指导性案例可能的偏差否定案例指导制度。为了实现公正与法治，需要变隐形使用为明示适用。

简介：2014年11月，《北京反腐败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出台，标志着中国以一个全新、积极的姿态开始了国际反腐的行动，其中涉及国际追赃的主要做法Ⅲ有望成为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利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海外追赃第一案”的审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以下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能否实现立法初衷、成为国际追赃②的法定途径面临考验。然而，在准确把握上述契机的同时，我们需要不断审视和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包括没收违法得的审理方式、审理程序、执行程序、救济途径等环节，以期为反腐败国际追赃机制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简介：为了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国企业正在掀起一阵海外投资的新浪潮。随着这一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日益扩大。然而，中国企业在拥抱“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巨大机遇的同时，海外投资并非进行得一帆风顺。由于政府中层设计和实操措施尚待完善、中介机构暂未能及时跟进做好服务、加之不少海外投资企业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往往以国内投资的思维来进行海外投资、有些海外投资企业管理水平低下、缺乏跨国经营人才等原因，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诸多潜在的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针对这些风险，行业协会应当积极配合政府和企业，充分发挥协调、带动和帮扶作用：及时帮助企业调整投资布局；加强海外投资信息发布工作；强化协调规划，做好自我管理；做好人才培训服务．Y-作；选准项目，重点出击，集团作战。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行业协会通过采取这些有效措施，将对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投资风险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