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道可道,非常道”从具体哲学概念(“道”)的形成这个角度阐明“自然之道”首先必须通过言说来呈现,但作为“名”的“道”与自然实存的“常道”之间存在着张力。“名可名,非常名”则从一般意义上阐述了万物之“名”与自然物本身之间的张力。言说(人为)造成了“名”与自然本真之“实”的分离,于是在呈现本根之道的方式上有了自然之始与言说之始之异,在认知“道”的方式上有了虚静以观与名言以析之别。然而哲学必然通过言说,“道”首先是言说的产物,静观、玄鉴则是超越言说的另一种体道方式。为了在言说中阐明不可言说的“自然之道”,作为哲学文本的《老子》大量使用了表意玄远、模糊晦涩的“名”来言说,试图以此超越“名”的辨析功能。在认知“道”的方法上,老子实际上向我们昭示:言默皆达,殊途同归。
简介:明初通过实行度牒制度,将僧道身份之合法确认权归于国家,实现对制度宗教组织成员的掌控,保持世俗政治文化主导地位及相关经济制度之推行。其基本目标,主要包括限制僧道人口、划分僧俗界限、考试授牒。但僧道定额在正统以后被大幅度突破,成化时期因滥度僧道,已经基本失去效力,虽经弘治时期整理,未根本改变趋势。明中叶以后,僧道中有度牒者,当不低于70万人,其无度牒者,又当远多于有度牒者。嘉靖中叶以后,纳银给度成为主要做法,明初制度精神已然丧失。度牒制度变迁与皇室家族信仰倾向及其利益关系密切。有关争论,基本在官僚士大夫与皇帝、后妃、僧道势力间展开,反映出儒家治国理念与佛道信仰之间的严重冲突。度牒制度由社会控制手段蜕变为财政手段,是明朝社会控制力削弱的过程,也是包括社会救助需求在内的财政压力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