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讨2型糖尿病（T2DM）患者基线甘油三酯-葡萄糖（TyG）指数与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DR）发病风险之间的关系。方法为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2015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华东疗养院体检的1 153例T2DM患者。按照基线TyG指数四分位数将患者分为Q1、Q2、Q3、Q4组共4组，Q1组TyG指数≤8.77；Q2组TyG指数为8.78~9.20，Q3组TyG指数为9.21~9.69，Q4组TyG指数≥9.70。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限制性立方样条（RCS）研究基线TyG指数和DR发病风险的关系。根据年龄、性别等分组来探索不同亚组与TyG指数的交互效应。结果共随访7 660.75人年，中位随访时间为7年，随访期间，新发DR 140例。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矫正年龄、性别、病程、吸烟、饮酒、锻炼频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收缩压、体重指数、糖化血红蛋白、降糖药物的使用、降脂药物的使用后，与Q1组相比，Q2、Q3、Q4组患者发生DR的HR（95%CI）分别为3.42（1.66~7.05）、3.89（1.90~7.99）和4.23（2.07~8.68），趋势性检验P均<0.001。RCS分析结果显示，TyG指数与DR风险之间的相关性是线性的，但存在分段效应，当TyG指数<9.16时，DR发病的HR为5.74（95%CI 2.13~15.49），P=0.006；当TyG指数≥9.16时，其对DR发病影响趋于平缓，DR发病的HR为1.30（95%CI 0.94~1.81），P=0.115。结论高TyG指数与DR的发生密切相关，TyG指数对于DR具有早期的预测价值。

简介：无

简介：摘要目的评价全腹腔镜全胃切除术（TLTG）后患者的生活质量。方法采用基于倾向评分匹配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术后病理证实的原发性胃癌；（2）接受TLTG或腹腔镜辅助根全胃切除术（LATG）；（3）R0切除；（4）完成12个月随访且随访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残胃癌；（2）合并其他部位肿瘤；（3）术中发现远处转移；（4）既往有上腹部手术史。纳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胃外科2014年1月至2018年4月期间施行腹腔镜根治性全胃切除手术的1182例胃癌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根据采用腹腔镜方式的不同，分为LATG组（1 076例）和TLTG组（106例），为消除两组之间临床基线资料由于缺乏平等分布而产生的潜在偏差，使用具有以下协变量的逻辑回归模型计算倾向评分，包括年龄、性别、体质指数、美国麻醉医师协会评分、肿瘤位置、肿瘤大小、病理类型和分期，采用1∶2倾向评分配比法对两组进行匹配，并指定了0.01标准差的卡尺宽度。主要观察指标为比较两组患者术后3、6、12个月生活质量，包括身体症状和社会功能情况；功能评分越高表示功能越好，而症状评分越高则表示症状越严重；生活质量评分=（100-躯体症状量表得分+社会功能量表得分）/2。次要观察指标为比较两组患者术后3、6、12个月的术后营养恢复情况以及患者对食物的耐受能力评估。分类变量以例（%）表示，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进行比较；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采用x±s表示，采用配对t检验进行比较。对组内术前、术后1、3、6和12个月的营养相关指标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倾向性评分匹配后，TLTG组104例，LATG组208例；两组间临床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TLTG组的术前及术后3、6、12个月躯体症状总评分分别为（8.6±5.8）分、（15.5±8.4）分、（10.1±5.9）分和（6.1±2.4）分，组内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3.493，P<0.001）；LATG组则分别为（9.7±6.9）分、（23.7±10.4）分、（13.3±8.3）分和（8.5±4.2）分，组内前后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F=112.588，P<0.001）；与LATG组比较，TLTG组患者的术后3个月和6个月的躯体症状总评分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t=-3.653，P<0.001和t=-2.513，P=0.012），在术后12个月时，虽然TLTG组也低于LATG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487，P=0.138）。TLTG组的术前及术后3、6、12个月社会功能总评分分别为（90.3±8.9）分、（77.5±14.3）分、（87.4±10.3）分和（91.7±6.7）分，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8.524，P<0.001）；LATG组则分别为（92.5±6.3）分、（68.5±16.8）分、（79.8±14.7）分和（84.7±11.1）分，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7.975，P<0.001）；与LATG组比较，TLTG组患者的术后3个月、6个月以及12个月的总评分均更高（t=3.543，P<0.001；t=3.216，P=0.001；t=2.235，P=0.026）。TLTG组术后3、6、12个月生活质量评分分别为（81.0±15.6）分、（88.3±8.1）分、（93.3±9.1）分；LATG组分别为（72.4±13.6）分、（83.3±11.5）分和（88.1±7.7）分，两组各时间点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TLTG组与LATG组术后12个月总的体质量变化比例为［（-8.4±1.4）%比（-13.2±1.6）%，t=2.273，P=0.024］、血清白蛋白变化比例为［（-5.1±0.7）%比（-7.4±0.8）%，t=2.095，P=0.037］、餐量变化比例为［（-15.6±4.7）%比（-24.1±6.0）%，t=2.885，P=0.004］及餐次变化比例为［（20.8±7.1）%比（30.6±11.5）%，t=3.043，P<0.001］，TLTG组均显著低于LATG组（均P<0.05）。术后3、6及12个月，TLTG组患者的固体和软食的饮食比例均高于LATG组（均P<0.05）。结论与LATG相比，TLTG组患者表现出更优的术后生活质量和更快的术后营养状态恢复。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甘油三酯葡萄糖乘积（TyG）指数与新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心血管疾病（CVD）发病的关联及其对CVD发生风险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新源县及伽师县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5 375名居民为研究对象。根据TyG指数水平将研究对象分为4组（Q1~Q4组），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TyG指数与CVD发病风险的关联，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TyG指数与CVD发病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净重新分类指数（NRI）与整体鉴别指数（IDI）评估TyG指数对CVD发生风险的预测价值；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体重指数与CVD发病关联中TyG指数的中介效应。结果研究对象年龄M（Q1，Q3）为41.06（30.11，53.00）岁，46.30%（2 489/5 375）为男性。经多因素调整后，随着TyG指数的升高，新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CVD发生风险呈明显上升趋势（P趋势<0.001），与TyG指数的Q1组相比，Q2、Q3、Q4组的HR值分别为1.53、1.23和1.73。限制性立方样条显示，TyG指数与CVD发病风险呈线性正相关。TyG指数可提升Framingham模型对CVD发病的预测能力，NRI为0.106（P=0.010）；IDI为0.003（P=0.030）。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在体重指数与CVD发病的关联中，TyG指数具有中介效应（P<0.001），其百分比为12.69%。结论TyG指数是新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CVD发生的预测因子，对CVD发病风险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

简介：摘要目的利用美国成年人的全国代表性样本，研究2018年美国体力活动指南推荐的体力活动水平与全因死亡和特定病因死亡的关联。研究设计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背景将美国全国健康访谈调查（1997—2014年）与美国全国死亡指数数据（截至2015年12月31日）建立关联。研究对象479 856名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暴露根据调查对象自我报告的每周闲暇时间进行有氧运动和肌肉强化运动的时间是否达到指南推荐水平，将调查对象分为4组：均未达到、仅有氧运动达到、仅肌肉强化运动达到，以及有氧运动和肌肉强化运动均达到指南推荐水平。主要结局指标从美国国家死亡指数记录中获取全因死亡和特定病因死亡（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事故和伤害、阿尔茨海默病、糖尿病、流感和肺炎，以及肾炎、肾病综合征或肾病）信息。结果在随访期间（中位随访期为8.75年），共59 819名死于各种病因，其中，13 509名死于心血管疾病，14 375名死于癌症，3 188名死于慢性下呼吸道疾病，2 477名死于事故和伤害，1 470名死于阿尔茨海默病，1 803名死于糖尿病，1 135名死于流感和肺炎，以及1 129名死于肾炎、肾病综合征或肾病。与体力活动未达到指南推荐水平的人（n=268 193）相比，肌肉强化运动（n=21 428；风险比为0.89, 95%可信区间为0.85~0.94）或有氧运动（n=113 851; 0.71, 0.69~0.72）达到指南推荐水平的人发生全因死亡的风险显著降低；而2项运动均达到指南推荐水平的人能够获得更大生存效益（n=76 384；0.60, 0.57~0.62）。同时，在心血管疾病、癌症和慢性下呼吸道疾病特异性死亡中均观察到类似的结果。结论遵循2018年美国体力活动指南的建议在闲暇时进行有氧运动和肌肉强化运动能够显著降低全因死亡和特定病因死亡的发生风险，这提示指南中推荐的体力活动水平有利于提高生存时间。

简介：【摘要】目的：探究光明区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肝癌人群队列的建立与肝癌早筛cfDNA甲基化标志物。方法：选取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肝胆外科与肝病门诊就诊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人群队列共500人。建立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人群队列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生物标本库，用于构建肝癌早期诊断预测模型。结果：建立光明区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人群队列的信息数据库和生物标本库，形成形成“早筛、随访、管理、治疗”四位一体肝癌防控模式。结论：建立慢性肝炎/肝硬化发展为肝癌的早期预警模型，能够解决肝癌风险预测难题。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腹腔镜远端胃癌D2根治术治疗局部进展期胃癌10年预后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4年2月至2010年12月中国腹腔镜胃肠外科研究组（CLASS研究组）腹腔镜胃癌外科多中心临床数据库中16家医院收治的652例（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14例、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191例、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2例、四川大学华西医院49例、空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43例、江苏省中医院25例、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14例、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九医院12例、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12例、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0例、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9例、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7例、福建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7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3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2例、北京大学肿瘤医院2例）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442例，女210例；年龄为（57±12）岁。患者均行腹腔镜远端胃癌D2根治术。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3）术后恢复及并发症情况。（4）随访情况。（5）预后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肿瘤复发转移及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0年3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Q1，Q3）或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非参数检验。采用寿命表法计算生存率，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1）手术情况：652例患者中，617例行D2淋巴结清扫术，35例行D2+淋巴结清扫术；348例消化道重建方式为Billroth Ⅱ吻合，218例为Billroth Ⅰ吻合，25例为Roux-en-Y吻合，61例为其他；12例行联合脏器切除；569例术中输血，83例术中未输血。652例患者手术时间为187（155，240）min，术中出血量为100（50，150）mL。（2）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652例患者肿瘤最大径为（4.5±2.0）cm；淋巴结清扫数目为26（19，35）枚，其中>15枚570例，≤15枚82例；淋巴结转移数目为4（1，9）枚；肿瘤近端切缘为（4.8±1.6）cm，肿瘤远端切缘为（4.5±1.5）cm。652例患者中，肿瘤Borrmann分型为Ⅰ~Ⅱ型255例，Ⅲ~Ⅳ型334例，缺失Borrmann分型资料63例；肿瘤分化程度为高-中分化171例，低-未分化430例，缺失肿瘤分化程度资料51例；肿瘤病理学T分期T2期、T3期、T4a期分别为123、253、276例，病理学N分期N0期、N1期、N2期、N3期分别为116、131、214、191例，病理学TNM分期Ⅱ期、Ⅲ期分别为260、392例。（3）术后恢复及并发症情况：652例患者术后首次下床活动间为3（2，4）d，首次肛门排气时间为4（3，5）d，首次进食全流质食物时间为5（4，6）d，术后住院时间为10（9，13）d。652例患者中，69例发生术后并发症，Clavien-Dindo Ⅰ~Ⅱ级、Ⅲa级、Ⅲb级、Ⅳa级并发症患者分别为60、3、5、1例。同1例患者可合并多种并发症。手术并发症和系统并发症中，发生率最高的分别为十二指肠残端瘘（3.07%，20/652）和呼吸系统并发症（2.91%，19/652）。69例患者经治疗后均顺利转归并出院。（4）随访情况：652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10~193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24个月。298例术后复发转移患者中，255例术后≤5年复发转移，其中远处转移、腹膜转移、局部复发、多处复发转移、其他部位复发转移分别为21、69、37、52、76例；43例术后>5年复发转移，上述指标分别为5、9、10、4、15例；两者复发转移类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5.52，P>0.05）。术后≤5年和>5年复发转移患者病理学TNM分期Ⅱ期、Ⅲ期分别为62、193例和23、20例，两者病理学TNM分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5.36，P<0.05）；病理学T分期T2期、T3期、T4a期分别为42、95、118例和9、21、13例，两者病理学T分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80，P>0.05），进一步分析，两者病理学T2期、T3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52，2.08，P>0.05），两者T4a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84，P<0.05）；病理学N分期N0期、N1期、N2期、N3期分别为19、44、85、107例和12、5、18、8例，两者病理学N分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34，P<0.05），进一步分析，两者病理学N0期、N3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16.52，8.47，P<0.05），两者N1期、N2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85，1.18，P>0.05）。652例患者术后中位总生存时间为81个月，10年总生存率为46.1%，其中病理学TNM分期Ⅱ期、Ⅲ期患者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59.6%、37.5%，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5.29，P<0.05）。进一步分析，病理学TNM分期ⅡA期、ⅡB期、ⅢA期、ⅢB期、ⅢC期患者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65.6%、55.8%、46.9%、37.1%、24.0%，5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5.06，P<0.05）。病理学T2期、T3期、T4a期患者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55.2%、46.5%、41.5%，3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8.39，P<0.05）。病理学N0期、N1期、N2期、N3期患者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63.7%、56.2%、48.5%、26.4%，4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4.89，P<0.05）。（5）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肿瘤最大径，肿瘤分化程度（低-未分化），病理学TNM分期，病理学T分期，病理学N分期（N2期、N3期），术后化疗是影响行腹腔镜远端胃癌D2根治术局部进展期胃癌10年总生存率的相关因素（风险比=1.45，1.64，1.37，2.05，1.30，1.68，3.08，0.56，95%可信区间为1.15~1.84，1.32~2.03，1.05~1.77，1.62~2.59，1.05~1.61，1.17~2.42，2.15~4.41，0.44~0.70，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最大径>4 cm，肿瘤分化程度为低-未分化，病理学TNM分期Ⅲ期是影响行腹腔镜远端胃癌D2根治术局部进展期胃癌10年总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1.48，1.44，1.81，95%可信区间为1.19~1.84，1.11~1.88，1.42~2.30，P<0.05），术后化疗是影响行腹腔镜远端胃癌D2根治术局部进展期胃癌10年总生存率的独立保护因素（风险比=0.57，95%可信区间为0.45~0.73，P<0.05）。结论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治疗局部进展期胃癌10年肿瘤学疗效满意。病理学TNM分期Ⅲ期、病理学T4a期、病理学N3期患者术后≤5年复发转移比例高，而病理学TNM分期Ⅱ期、病理学N0期患者术后>5年复发转移比例高。肿瘤最大径>4 cm，肿瘤分化程度为低-未分化，病理学TNM分期Ⅲ期是影响行腹腔镜远端胃癌D2根治术局部进展期胃癌10年总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化疗是影响行腹腔镜远端胃癌D2根治术局部进展期胃癌10年总生存率的独立保护因素。

简介：摘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索早产、小于胎龄儿(SGA)、子痫前期和胎盘早剥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相关性。方法本研究为人群队列研究，纳入瑞典2002年至2014年出生的非畸形活产单胎儿。利用国家登记信息，本研究随访了1 212 201例3~15岁儿童，关注其ADHD的诊断情况。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通过校正危险比(HR)和95%置信区间(CI)，比较不同情况下ADHD的发病率。同时，本研究在751 464例儿童中进行了同胞对照研究。结果本研究共纳入27 665例ADHD患儿。与足月儿(≥37周)相比，胎龄越小，ADHD发病率越高：胎龄32~36周、28~31周和22~27周的调整HR(95% CI)分别为1.18(1.11，1.25)、1.61(1.37，1.89)和2.79(2.23，3.49)。自然早产和疾病导致的早产均与ADHD相关。SGA患儿的ADHD发病率为对照组的1.62倍(1.49，1.77)。子痫前期与ADHD相关，而胎盘早剥与其无关。同胞对照研究也得出类似结果。早产不能完全解释SGA或子痫前期与ADHD的相关性。结论早产、小于胎龄儿和子痫前期与ADHD的发生有关。

简介：摘要目的通过观察HIV-1和慢性HBV感染者接种两剂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灭活疫苗的抗体动态变化，评价其免疫效果及安全性。方法招募2021年1—12月完成两剂(初次和加强免疫)SARS-CoV-2灭活疫苗注射的169人进行队列研究，包含39名HIV-1感染者、36名慢性HBV感染者和94名无慢性疾病对照者，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和竞争ELISA试验检测入组人员免疫两剂疫苗后14 d、1个月和2个月时SARS-CoV-2 IgM和IgG抗体水平，并比较1个月时中和抗体水平，结合人口学基础信息进行分析。结果HIV-1感染者和慢性HBV感染者抗体阳性率在免疫后1个月较高，2个月时明显下降，SARS-CoV-2 IgM和IgG抗体双阴性率高于对照组。免疫后1个月，对照组IgG抗体单阳性率是HIV-1组的2.01倍，是HBV组的3.17倍。各组人群中18~39岁人群IgG抗体单阳性率均高于40~59岁人群。HBV组抗体持续性比HIV-1组好，且IgG抗体水平高于HIV-1组。HIV-1组血清抗体中和能力显著低于其他组(P<0.000 1)。HBV组18~39岁人群血清中和抗体抑制率低于对照组[(34.050±6.031)% vs (64.220±3.845)%，t＝4.43，P<0.000 1]。在18~39岁人群中，73.08%(19/26)的HIV-1感染者和80.00%(4/5)的慢性HBV感染者可产生SARS-CoV-2特异性抗体应答。结论SARS-CoV-2灭活疫苗诱导抗体反应存在年龄差异，感染性基础疾病会影响抗体阳性率和中和病毒能力。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比较远端胃癌根治术Billroth-Ⅰ式（B-Ⅰ）与Billroth-Ⅱ式（B-Ⅱ）消化道重建患者术后的中长期生活质量。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胃肠外科中心胃癌外科病例登记数据库中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行远端胃癌根治术的859例患者临床病理和随访资料。纳入标准：（1）术前经胃镜和活检明确胃癌诊断；（2）按照日本胃癌学会胃癌治疗指南择期实施根治性远端胃大部切除；（3）术后病理分期为Ⅰ~Ⅲ期的患者，TNM分期参照美国癌症联合会第8版标准；（4）术中联合脏器切除术只涉及胆囊或阑尾；（5）消化道重建方式为B-Ⅰ或B-Ⅱ；（6）临床病理资料完整；（7）截止随访区间2021年12月15日至2022年1月15日内存活。排除标准：（1）随访依从性不佳；（2）问卷评价信息不全；（3）带瘤存活者；（4）合并其他系统恶性肿瘤；（5）合并精神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严重影响问卷调查客观性或患者认知受干扰的情况。由固定的研究者于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开展电话随访，以欧洲肿瘤治疗与研究组织研发的标准化问卷（EORTC）QLQ-C30评分（症状领域、功能领域和总体健康状况）和EORTC QLQ-STO22评分（包括吞咽困难、疼痛、反流、进食受限、焦虑5个症状；口干、味觉、躯体形象、脱发4个单项项目）进行术后生活质量评价。全组859例患者，女性271例，男性588例；中位年龄57.0（49.5，66.0）岁。按术后随访年限，将纳入病例分为术后随访1年组（202例）、术后随访2年组（236例）、术后随访3年组（148例）、术后随访4年组（129例）和术后随访5年组（144例）；每组再根据患者消化道重建方式为B-Ⅰ重建组和B-Ⅱ重建组，除术后随访4年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的肿瘤T分期、术后随访5年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的患者年龄、肿瘤T分期和肿瘤TNM分期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外，其余术后随访各年份组中的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在人口学、体质指数（BMI）、肿瘤TNM分期和肿瘤病理分级以及术后远期并发症发生情况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提示术后各年份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基线资料具有可比性。主要观察指标：比较各年份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包括EORTC QLQ-C30和EORTC QLQ- STO22量表）及与营养相关的实验室检查指标（血清血红蛋白、白蛋白、总蛋白、甘油三酯）。对于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型变量，采用M（Q1，Q3）表述，使用Wilcoxon铁和检验（paired=False）比较，分类变量的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结果EORTC QLQ-C30量表显示，术后随访各年份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各项评分比较，除术后随访3年组的角色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748.0，P<0.001）外，其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EORTC STO22量表显示，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在术后随访2年组中的疼痛和进食评分以及在术后随访3年组中的进食、躯体和脱发症状评分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外，其余术后随访各年份组中的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其他各项症状领域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随访1年组中B-Ⅱ重建组的甘油三酯水平较B-Ⅰ重建组更高（W=2 060.5，P=0.038）；且B-Ⅱ重建组高脂血症（高甘油三脂>1.85 mmol/L）患者占比（19/168, 11.3%）高于B-Ⅰ重建组（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0.047，P=0.030）。术后随访5年组中的B-Ⅱ重建组白蛋白水平较B-Ⅰ重建组更低（W=482.5，P=0.036）；且B-Ⅱ重建组低蛋白血症（低蛋白血症<40 g/L）患者占比（19/125，15.2%）高于B-Ⅰ重建组（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41，P=0.164）。其他与营养相关的临床实验室检查指标在术后随访各年份组中B-Ⅰ重建与B-Ⅱ重建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B-Ⅰ式和B-Ⅱ式两种消化道重建方法对患者术后中长期生活质量的影响相当。远端胃癌根治术在选择消化道重建方式时可根据个体情况、术者操作习惯和便捷性综合决定。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儿童至中年期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轨迹与成年期亚临床肾损伤（subclinical renal damage，SRD）的发生关系。方法1987年在陕西汉中三个镇选取4 623名6~18岁儿童和青少年建立"汉中青少年高血压研究队列"，并分别于1989年、1992年、1995年、2005年、2013年和2017年进行随访，基于群体轨迹模型，根据不同BMI轨迹变化对人群进行分组，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不同BMI轨迹与中年期SRD发生的关系。结果共纳入从儿童到中年期随访的2 678名受试者，根据BMI轨迹变化将人群分为：低增长组（n=1 017）、中增长组（n=1 353）和高增长组（n=308），其中共有248名（9.3%）受试者在中年期出现SRD。低增长组、中增长组和高增长组尿白蛋白/肌酐比分别为0.9（0.6，1.4）、1.0（0.7，1.7）、1.6（0.8，3.2）（P趋势<0.001），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分别为98.5（87.6，111.6）、96.2（86.4，109.7）、95.3（87.5，125.0）ml·min-1·(1.73 m2)-1（P趋势=0.025）。广义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从BMI低增长组到高增长组，尿白蛋白/肌酐比呈线性增加趋势[β=3.16（95%CI 1.02~5.31），P趋势=0.004]；BMI轨迹变化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无相关性且未呈现线性趋势[β=-2.30（95% CI-5.18~0.57），P趋势=0.117]。在校正性别、年龄、病史及生活方式等多种混杂因素后，BMI高增长组成年期SRD发生的风险是低增长组的2.83倍（OR=2.83，95%CI 1.84~4.36，P趋势<0.001）。结论BMI增长水平较高，成年期SRD风险也显著升高。早期识别BMI轨迹可能有助于预测个体成年后的肾功能。

简介：无

简介：摘要目的以评价拮抗剂方案和高孕激素状态下促排卵（progestin-primed ovarian stimulation，PPOS）方案在低预后患者中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接受体外受精/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embryo transfer，IVF/ICSI-ET）助孕，符合波塞冬低预后诊断标准并采用拮抗剂方案或PPOS方案治疗的不孕症患者1419名，共1560个取卵周期。比较拮抗剂方案组和PPOS方案组患者基线特征、临床指标、实验室指标及临床结局。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调整混杂因素后分析两种促排卵方案的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结果一般情况比较显示，拮抗剂方案组中患者抗苗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MH）和窦卵泡计数（antral follicle count，AFC）显著高于PPOS方案组［1.45（0.68，3.28）μg/L比1.10（0.55，2.71）μg/L，P=0.002；7.00（4.00，11.00）μg/L比6.00（3.00，9.00）μg/L，P=0.010］，基础卵泡刺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显著低于PPOS方案组患者［7.65（6.26，9.99）U/L比7.88（6.29，10.58）U/L，P=0.007］。实验室结局及临床结局指标显示，拮抗剂方案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hormone，hCG）注射日雌二醇水平［726.20（415.30，1 095.00）ng/L］显著低于PPOS方案组［738.00（412.55，1 187.75）ng/L，P=0.028］，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厚度［（9.31±2.67）mm］、每取卵周期累积妊娠率［49.35%（379/768）］及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38.04%（291/765）］显著高于PPOS方案组［（6.81±2.26）mm，P<0.001；37.62%（298/792），P<0.001；26.08%（206/790），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调整混杂因素后，在波塞冬标准低预后患者中拮抗剂方案组的每取卵周期累积妊娠率（OR=1.58，95% CI=1.24~2.01，P<0.001）及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OR=1.68，95% CI=1.30~2.17，P<0.001）均显著高于PPOS方案组；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变量分层中，拮抗剂方案的每取卵周期累积妊娠率及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均高于PPOS方案组。每取卵周期累积妊娠率及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在女方年龄（P<0.001，P<0.001）、授精方式（P<0.001，P<0.001）、AMH分层（P<0.001，P<0.001）中以及波塞冬组1（P=0.001，P<0.001）及组3分层（P=0.008，P=0.024）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与PPOS方案相比，拮抗剂方案可改善波塞冬低预后患者的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且在波塞冬组1及波塞冬组3患者中更为显著。

简介：摘要目的评价经LT4治疗的妊娠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减)对子代0~36月龄生长发育及神经心理的影响。方法招募孕前无甲状腺病史的20~45岁单胎妊娠健康妇女建立母婴队列，对妊娠期发生亚临床甲减的妇女给予LT4治疗。纵向收集子代0~36月龄的体重、身长、头围等生长发育检查结果。通过问卷调查母婴营养、家庭经济水平和婴儿照护等情况。应用《0~6岁儿童神经心理发育量表》评价子代6月龄和12月龄的神经心理发育水平。结果最终将186对母子纳入研究队列，依据孕期甲状腺功能将研究对象分为甲状腺功能正常组(136例)和亚临床甲减组(50例)。亚临床甲减组子代出生时的体重、身长、体重/身长Z评分，1月龄体重/身长Z评分，6月龄头围Z评分，8月龄身长Z评分，24月龄体重/身长Z评分，以及12月龄的语言评分均低于甲状腺功能正常组(P<0.05)。经LT4治疗的妊娠期亚临床甲减对早产、低出生体重、发育商<85分均未呈现显著影响，但可降低巨大儿的发生风险(AOR 0.206, 95%CI 0.046~0.929, P＝0.040)。结论妊娠期亚临床甲减经LT4治疗后仍可能对子代0~36月龄的生长发育和神经心理产生不利影响。

简介：无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尿源性卵泡刺激素（uFSH）与重组卵泡刺激素（rFSH）在控制性促排卵中的有效性、安全性和费用差异。方法本研究是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数据来自全国16家生殖中心，所收集周期的取卵时间为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使用uFSH（uFSH组）或rFSH（rFSH组）作为起始促性腺激素（Gn）进行控制性促排卵，并使用体外受精（IVF）和（或）卵母细胞胞质内单精子注射进行受精的新鲜周期。由于同一患者可多次接受IVF周期治疗且在同一中心内进行的周期间不独立，故使用广义估计方程进行多因素分析，纳入调整的变量包括年龄、体质指数、抗苗勒管激素水平、不孕原因、促排卵方案、受精方式、移植胚胎数、Gn使用天数。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02 061个新鲜周期进行分析。在有效性方面，当控制不平衡的基线特征后，与rFSH组相比，uFSH组的高获卵数（定义为获卵数>15个）率显著降低（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方案：OR=0.642，P<0.01；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拮抗剂方案：OR=0.556，P=0.001）。对比于rFSH组，无论激动剂方案还是拮抗剂方案，uFSH组每移植周期的临床妊娠率和每移植周期的活产率均显著增加（OR=1.179、1.169，P均<0.01）。在安全性方面，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激动剂方案中，与rFSH组相比，uFSH组中重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的发生率显著降低（OR=0.644，P=0.002）；在所有方案中，uFSH组与rFSH组的异位妊娠率和多胎妊娠率差异均不显著（P=0.890、0.470）。在费用方面，与rFSH组相比，uFSH组的人均Gn总花费降低（P<0.01），rFSH组的预计成本为6 734元，uFSH组为3 880元。结论对于接受控制性促排卵的患者，uFSH相对于rFSH在安全性和经济性方面更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