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渗入无意识层面,与社会现实融为一体,确立"实在界"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关系,便构成了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的逻辑起点,"穿越幻象——认同症候"是其基本方法。从实在界的"无"来勘破符号界的"有"是这一方法的超越性所在。但是,偏执于实在界的否定,沉迷于哲学化的玄思,又成为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两大重要缺陷。
简介:由于拥有大众传播等传统传播方式难以企及的传播路径数量优势,网络传播一方面推动网络舆情迅猛发展,改变微观政治场域的信息结构与博弈格局,形成舆情信息传播的新样态,带动宏观政治生活世界发生深刻变迁,构成公共权力运行更加公开透明的压力和动力,一方面也使公共权力中心把关成本上升,把关收益下降,难以实施彻底有效的舆情管理,不但给其传统的政治沟通与社会治理方式带来重大冲击,也给其维护信息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努力带来全新挑战。在此背景下,树立源头治理、合作治理的基本取向,主动适应、吸纳、整合、引导民意,发挥对话、沟通与协商的积极作用,调动社会自主治理的潜力与活力,提升公共决策的民主参与和三公水平,形成激励相容、利益共享的分配格局,构建网络治理新常态,应成为推进网络传播时代政治沟通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
简介:当前我国大陆公众的腐败容忍度究竟如何,通过对高校在校学生和在职人员(公职人员为主)的问卷调查发现:一,在校学生与在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二,人们对政府腐败更不能容忍,其具体的容忍值可划分为三个等级:较低容忍腐败(Y〈3)主要是危害公众安全和官员私生活混乱的腐败;中度容忍腐败(3〈Y〈4)是≯亍立名目收取贿赂和以权谋私的腐败;而较高容忍腐败(Y〉4)主要是集体性腐败和被动型腐败。三,低腐败容忍度并未带来高反腐积极性,人们对腐败的关注度较高,但总体参与度较低,且反腐意愿不受教育程度影响。四,收入水平和利益相关度直接影响人们的腐败容忍度,个人收入越高,腐败容忍度越高;而利益相关度与腐败容忍度呈正相关。
简介:葛梯尔问题产生的实质是传统知识三元定义中的三个条件:真、确证、信念之间,尤其是确证与真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独立性。针对葛梯尔问题的实质,丹尼尔(DanielHoward-Snyder)等人从"可错主义"的角度对葛梯尔问题加以分析和解决,而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则从"协作攻击"的角度对葛梯尔问题进行了分析与回答。但是,丹尼尔对葛梯尔问题的分析与解答所依据的逻辑命题是有漏洞的,而弗洛里迪的分析与解答则不能解释可错的经验知识的合理性。葛梯尔问题提示我们,确证不等同于真。一个信念的真与理由之间要有适当的关联,但与一个信念的真相比,知识论研究的关键在于为信念寻找理由。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信念与真之间总存在一个时间的间距,我们相信一个信念并不是因为它是真的,更多的是因为有好的理由。正是在好的理由的基础上,主体相信一个命题是真的。
简介:社会变迁催生了人的心理的适应性发展,由此产生的应对变迁的心理特质被概念化为'个人传统性与个人现代性'的问题,而'孝道'可以作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联结点。文章论述了孝道规范的本质,孝道与现代性的关系,评述了双元孝道的含义,假定自我构念与双元孝道、孝道责任等孝道观具有密切的联系。笔者进而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对象为18~74岁的成年人,通过1029份有效问卷的结果,验证了自我与孝道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权威性孝道、相互性孝道、孝道责任在当下的中国大陆仍然普遍存在。其中,相互性孝道显著大于权威性孝道;而且独立我/相依我双高的'双元我'不仅具有更鲜明的孝道观,且在亲子关系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等测量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说明'双元我'的社会适应性水平更高。文章最后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简介:混合模式调查收集数据的有效性需以模式间测量等同为前提.以往调查模式间的测量等同研究尚未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通过两个自我创新能力评价量表,基于中美两国数据,运用多组确认性因子分析法考察了将由网络调查和纸笔调查构成的混合调查模式应用于自我能力和行为评估时的测量等同问题.结果在美国的样本中发现创新能力评价量表在两种调查模式下具有测量不变性,而在中国的样本中只发现强因子测量不变性,提示混合模式调查下测量不等同的出现是调查模式和文化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我们认为,集体主义文化扩大与强化了纸笔调查和网络调查之间的匿名感知差异,进而受访者可能在网络调查中呈现出“满意决策”作答行为或在线下的调查中呈现出“社会称许性作答行为”,从而增加了出现测量不等同的可能性.
简介: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三大视角,也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内容。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为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需要理解和把握逻辑整体性、历史整体性与方法整体性之间的关系。逻辑整体性反映的是理论构成所呈现出来的内在复杂的逻辑关系。当内在复杂的逻辑关系从逻辑继承、逻辑脉络和逻辑发展的角度反映出来时,它就会转化为历史整体性,这就是理论逻辑统一于历史逻辑,表现为对历史逻辑的理解。逻辑整体性和历史整体性的科学性的基础是方法整体性,即两者都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
简介:不同学者对权力研究的视角会有所不同,如尼采把权力意志作为未来的科学,罗素专注于权力的形态转换,福柯着力于受操控的权力微观领域等,而关于马克思的权力视角,因为其在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许多学者都自然归之于资源、经济领域,这种认识有失偏颇。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的权力理论研究,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可以析出一条权力理论的模式路线:以权力的可交换性为起点,以权力不平等的内在化为过程,以权力的不平等改造为手段,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权力不平等内在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概括出类商品属性理论、场理论、结构形成理论三种理论模式。
简介:我国当前往往将医疗差错归因于医务人员的经验不足、责任心不够等主观方面并按照“谁出错、谁负责”的原则对医务人员进行惩戒。这种归因和治理模式对医疗差错发生根源的系统性和复杂性认知不足,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高度组织化、社会化的医疗服务模式。归因上的偏倚取决于用以观察、评估医疗差错的知识框架。这种以个人负责为特征的归因和治理模式源于当前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临床伦理学,它将焦点集中在医务人员个人的道德修养上,忽视了组织结构等因素的伦理性。应当适时更新医学伦理观念,通过引入组织伦理的视角,将关注的对象转向医疗服务的组织、系统、制度和结构,进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医疗差错治理路径。